“逃离北上广”续篇: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责任编辑:杨继斌 曹筠武 王刚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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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上官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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