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影片不能“走向世界”,就像中餐——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侧记

近十年来,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生活的影片进入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播放平台,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种全景式的、不带有事先主题设置的纪录片,也成了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通道。

责任编辑:李宏宇 袁蕾 助理编辑 朱晓佳 实习生 彭军淋

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馆

当年,或许正是荷兰低地冬季浓重的雾霭,给了尤里斯·伊文思最初的拍摄灵感。

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广场,能见度不到五米,一幢白色的临时帆布大棚,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 2011)的活动中心。很迅速地办理了各种手续,我就算“参会人员”了。“没有盛大的开幕式,没有热气球和标语,没有市长讲话,没有电视转播颁奖晚会……外国人就把电影节办了。”成都电视台导演梁碧波感叹道。

1999年,梁碧波带着《婚事》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2011年,他已经第四次来到这里,当年的入围影片导演如今成了国际评委,在五个参赛单元中,他负责处女作单元的评奖。比起节目评选,让梁碧波印象更深的是阿姆斯特丹人对纪录片的热情。“这里的纪录片土壤太好了。”梁碧波说。整个电影节期间,共有来自全世界的350部纪录片在影院上映,观众总人数达到21万人次,对于只有70万人口的阿姆斯特丹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最后的春光》剧照。评委梁碧波对影片的评价是“简直就是怀斯曼(北美直接电影纪录片学派代表人物)”。镜头里,主人公蒋婆婆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导演余迅在英国学习纪录片,移居加拿大,但他强调自己“是重庆娃儿”。四川话的优势让他和主人公之间的交流非常默契。 (余迅/图)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前,我刚参加了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的《2010中国纪录片蓝皮书》发布,其中涉及中国纪录片院线发行,年度票房总额为26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的数字,如果刨除引进片《深海探奇》所占的2100多万元,国产纪录片的总票房不到500万元。正如有了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馆一样,纪录片生存土壤,显然是纪录片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姆斯特丹人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使IDFA成为继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即“荷赛”后,荷兰又一文化品牌。

IDFA成立于1988年,当年规模不到3000人,参赛作品不到40部。今年电影节开幕前,票房预售达到了40万欧元。纪录片和观众的良性互动,也让普通的阿姆斯特丹人成为纪录片运动中的角色。2010年,内地导演杜海滨来参会,负责办理手续的志愿者,一个65岁的老人看着他的证件说:“杜,我认识你,因为你的《伞》。关于这部片子,我有一些想法,你有没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本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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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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