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赵先生是“亚细亚方式”之说在中国的热情弘扬者，这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潜在因素
    偏偏赵先生这个“不识时务”的天真左派很执著于这个理论，在1949年后的几次讨论中他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最热情的弘扬者（甚至不用说“之一”）。早在我尚未正式成为先生弟子的研究生复试期间，他就赠给我一本日知译的早期繁体字版《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这篇关于“亚细亚方式”最详尽的叙述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节，而日知译本是流传很少的非正式译本。后来该手稿有刘潇然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年，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