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谈《收获》 “现在就缺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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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她认为《收获》是一种可以“操纵市场”的“权威”……

小说创作的起点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比较重要的刊物，一个是《收获》，一个是《钟山》。首先，当我还嫩，连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时候，它们就乐意发表我的文章；其次，它们都发过我的实验性作品。就是说，别人的退稿它们也发表了。这十几年来我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交给了这两个刊物。比较起来，《收获》在上海，离我近，发表量更多一些。
    １９７６年我开始发表散文，后来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１９７９年《收获》复刊，而我１９８０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当年就在《收获》上发表了。至于原因，我想蛮主要的一点是我母亲（茹志娟）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她和《上海文学》、《收获》有一些关系。《收获》有一个老编辑，叫郭卓，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是我母亲的老战友。当时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有很多时间可以写小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交给《收获》。那篇小说其实很嫩很嫩，郭卓他们看了之后还是满意的，叫我修改了一下，很快就发表了。那是我在《收获》发表的第一个小说，叫《广阔天地的一角》（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接下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尾声》在《收获》（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也在《收获》（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发表。
    郭卓在《收获》当编辑，感情因素不能排除，但我觉得《收获》对我的作品还是满意的。当时我的作品不是最好、最深刻的，他们发表我的作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作品很有趣，至少和别人的不一样。至于究竟有多好呢，确实也不见得。我要感谢那个时代，当时的文学热潮把我们这样一批年轻人推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点，我觉得《收获》的编辑有一种很开阔的眼光。他们不像某些刊物的编辑那么狭隘。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有些刊物的编辑来约稿时只找当时那些比较出名的，得过奖的作家，比如张抗抗、孔捷生、蒋子龙。对其他人，他们也都很客气，但就是不跟你约稿，好像跟我们约稿挺有风险似的。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收获》挺开放的，挺敢冒险的。
    从《收获》的角度讲，当时他们完全可以发表一些更恢弘、更深刻、更关注社会人生的东西，当时别人全都关注社会，而我当时的长篇非常个人化，我很庆幸碰到好编辑。

两本《纪实与虚构》
    《收获》的编辑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尊重你的意见。在《收获》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修改，只有一篇被退稿，就是《访美日记》。他们觉得太琐碎了，完全像流水账一样，并且篇幅太大，有２０万字，退稿我也能理解。
    后来我的写作比较成熟时，编辑就不轻易提修改意见了。只有一个例外——《纪实与虚构》（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纪实与虚构》是被《当代》退稿的。《当代》退我的稿，我觉得理由特别不充分。第一，他们只看了前四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完。第二，他们没有理解我的作品，以为我在写自传。并且《纪实与虚构》本来是《当代》约稿的，你要退我的稿，我完全能够接受，可你至少要把作品从头看到尾。我把稿子拿回来交给《收获》。我说，你们要发就发；不发，我到别地方去发。肖元敏征求李小林的意见，李小林看到第七章还是第八章，开始激动。她说，看到现在我明白王安忆为什么要这样写。但他们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希望短一点。原稿３４万字，没有一个很连贯的故事，很不适合分两期发，但在一期发又有困难。肖元敏希望我能压缩篇幅，我就把稿子压到了２１万字。后来《纪实与虚构》就有了两个版本，２１万字的一个版本，３４万字的一个版本。２１万字的版本在台湾出版以后，还得了《联合报》的一个大奖。
    所以我觉得，《收获》愿意给你提供实验基地，尽管很可能不成功。李小林这个人品位很高，很善于接受新东西。

《收获》之外
    到后来，我总是觉得应该把自己比较重要的作品给《收获》，否则就有点糟踏了。我绝对不会把一些自己都没把握的作品给《收获》，我不能愧对它。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收获》的稿费不是最高的，但作品给了《收获》，大家就不计较稿费了。
    《长恨歌》没有在《收获》发表，一个原因是《钟山》约稿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收获》刚刚发表了我的《纪实与虚构》，我不能总把长篇小说交给人家，难为人家。并且，《长恨歌》完成之后，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获奖那都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收获》也觉得最好是中篇小说，所以紧接我就把中篇小说《我爱比尔》给了《收获》（１９９６年第一期）。
    再比如《小鲍庄》，当时《中国作家》创刊，冯牧说，安忆你得给我一个作品，那我就给他这一篇了。我写东西像还债一样，有时候拖欠的约稿太多，就会有先来后到的考虑，所以，《荒山之恋》给了《十月》；《小城之恋》给了《上海文学》；《锦绣谷之恋》给了《钟山》。
    我的好作品没在《收获》上发表，原因肯定是《收获》刚刚发过我的什么作品，要不就是在那前后我已经给了它别的作品。而且１９８０年代好刊物很多，像《文汇月刊》、《作家》、《北京文学》……不像今天这么乱，作家也不会总盯着哪一家。
    到１９９０年代，很多刊物都不行了，只有《收获》还站在那里，它是惟一不做广告的。其他好多刊物的封底总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人物照片，企业家之类。所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我的作品要发表就有一种特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