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

在去世前不久,他肯定从心脏那儿得到了十分不祥的信号。他给我的最后一个e-mail中说:他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但是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责任编辑:朱又可 实习生 王磊

全家福。1957年春摄于人大铁狮子胡同宿舍。前左二为王小波,前中为王小平。

编者按:2012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去世15周年,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录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授权南方周末独家选发片断,以飨读者,并纪念王小波。

成方街

在我芜杂的童年回忆里,成方街是个频繁出现的地名。那儿有个旧北京的四合院,前后两进,当年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是教育部的财产,住进了许多人家,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那地方应该在复兴门一带,后来在拓宽马路时被拆掉了。王小波就在1952年出生在这里。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出生在附近的医院里,几天之后,才随着我妈妈回家,在不停地哭叫之中,被抱进这个院子里。

那个院子,用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不够雅观的,绝非一个诗人培养浪漫情绪的地方。那儿的住户进京时间不长,还未接受城市文明的教化,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中央部门的官员,仍未摆脱乡野本色,操着嘈杂的各路乡谈,把各种棍棒杂物很不得体地排放在屋檐下,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造成了大量丫丫杈杈的尖角和驳杂的线条。他们出身草莽,带着终身难以去除的土气,没人懂得什么是和谐的视觉美感,生活在杂乱刺目的环境里,从未感到半点不安。那个院子,是一个从早到晚充满噪音的世界,人们不息地奔走,器物撞击,门户启闭,大人激昂地训斥,小孩烦人地哭叫。每次想起那儿的时候,我都捎带着想起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杈子叉,扫帚走,儿孩气断妈娘吼。”这说的本来是“瓦普几司之夜”,不知为什么,我印象中的成方街就带有这样的气氛。这对我们儿时的故居相当不敬,但想起当时的生活,似乎确实带有类似的狂乱风格。当时不讲计划生育,家家都生有一堆孩子。在我们家,小波已经是第四个,但父母还远没有收兵的意思。加上姥姥、大舅、小姨,一共九个人,都住在西房的两间屋里,其拥挤吵闹可以想见。在忙乱达到顶点的时候,除了还没骑上扫帚之外,也够得上一场狂乱的聚会。

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即小波的幻想气质绝非在这种狂乱环境中养成。反过来说,如果小波继续住在那里,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话,他一定会习惯于那种忙乱和噪音,变得感觉迟钝,艺术上的敏感一定大打折扣。

在四合院的中间有几棵树,其中有一棵和小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被放到这棵树下,放在一个毯子上,由我父亲照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照片。顺便说一句,我们的父亲虽然是八路出身,但当年受过教育,心思活泛,有不少闲情逸致,属于土八路中的秀才。他会书法,会篆刻,并且对一切时新的洋玩艺儿都有至高的兴趣。他甚至是个未成功的发明家。按照小波后来的评论:各种奇思异想像兔子一样在他的头脑中繁殖。当时苦于天气太热,他就在屋里拉了一条铁丝,在上面挂了八个大葵扇,用绳子连接,让勤务员往来拉动。从空气动力学角度来看,这是个十足蹩脚的设计,所以很快就被放弃了。

他告诉我,他的照相机是在济南用八袋洋面换来的,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当时兵荒马乱,什么都不值钱,得了钱也没什么用,只有粮食最金贵。他作为共产党干部,定期得到粮食作为津贴,可以用来换东西。除照相机之外,还用粮食三文不值两文地换了一轴郑板桥的字,一个宋碗,几个春秋年间的刀币,一个上镂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微雕象牙版,以及一些不明来历的字画,不明材质的雕塑之类。其中有一个刘海戏金蟾的雕塑,不知道是木头还是电木的,一直摆在他的案头。那个照相机确是个好货,是德国蔡斯的120相机,有个皮老虎,可以折叠。我们家的一切早年照片都出自于它,在清晰度上无可挑剔。这相机后来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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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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