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成为救命稻草县城找钱：找不到危险，找得到也危险

在前两年银根放松与城市建设狂潮中，全国的县城正次第变成大工地，却兜头遇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当银根在极松和极紧之间摇摆，县级融资平台就是其中那个最危险的秋千。

捉襟见肘的县级政府，正在纷纷抓住信托这根稻草。

赵保军是安徽一家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的一把手。过去半年，他所在的县城投公司，通过安徽国元信托募资1.6亿元。

这笔两年期的信托融资成本极高，年利率为12%，接近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对一个净资产约30亿、负债三十多亿的平台公司来说，这点融资实属杯水车薪。但赵保军说，“我们别无选择。”

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序列中，县是最基本的单元。作为经济建设的“底盘”，全国两千多个县正次第进入城市发展的一轮热潮，却在基建锣声正密时兜头赶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没有关死的渠道所剩无几，而信托正是“矮子中的将军”，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睐。

信托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因为可以横跨实业、信贷、股票等各种市场，具有银行、证券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在中国自萌芽之日就承担着金融创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为融资工具大加使用而引发过大整顿，此后发展缓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来重新繁荣。

但信托正在卷土重来。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截至2012年9月12日，仅安徽国元信托一家2012年就已发行45个区县级平台公司信托项目，占所有集合信托项目近六成，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三成。

2011年全国信托业务收入前两位的中融信托、中信信托也纷纷转向这一新领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托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托中，区县级平台公司占据半壁江山。在中信信托2011年发行的102只集合信托项目中，区县级融资平台仅有一只，而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两成。

“尽管信托这个管道并不好，但对一些县级的平台来说，信托现在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国元证券一位内部人士说。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赵保军说，“对我们县级平台的政策已经近两年没有松动了，资金能调的基本上都调过了。”

2009年前后，伴随“四万亿”投放，举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跃进”。

银根宽松。赵保军所在的县级平台公司几乎从未为筹钱发过愁，从商业银行贷款“一个星期就可以放出来”。

但一场尖锐的社会讨论由此引发，监管层心生警惕，展开对地方债务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银监会下发244号“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监管随后层层加码。2011年，全国一万多家平台公司被银监会列入一份“名单”。2012年6月下发的191号文规定，对于到期平台贷，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仅可对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贷款。而名单系统之外的平台公司则直接被剥夺获得贷款的资格。

2012年，银监会又下发12号文，要求各银行在原有“名单制”的基础上，对融资平台按照&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