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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标准有很多变化”
专访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特约撰稿 姜丰 听译 李卓遥

发自:斯德哥尔摩 2012-12-14 10:03:25 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获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策划奖

获奖理由

对诺奖所有核心当事人一网打尽,用平媒(文化板块、唯物板块)和电视同时介入,整体策划和操作显示了与世界顶级媒体竞争的野心和实力,为重大选题全方位开掘、全媒体传播开创了先河和可行性,是南方周末国际重大报道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获奖感言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没有想到这个策划获奖了。不过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开始于2012年10月22日晚上瑞典驻沪总领事维多利亚的中国诗人丈夫李笠的电话,其时他正在总领事官邸设宴款待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他邀请我到上海,打包票说能约到埃斯普马克的专访,他来当瑞典语的翻译。于是去了上海。做了专访。

“我们经常说到马尔克斯在莫言身上的影响。但有时这种影响可能也被过度强调了。在我来看,莫言的风格是传统和现实的融合。这种融合对莫言来说是非常亲切和私人的,而我们不应该把马尔克斯的影响强加到他身上。相反,马尔克斯的表现手法通过莫言表现出来,更像是马尔克斯拍拍莫言的肩膀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埃斯普马克 

“你就是一个小世界,但你必须强迫周围的大世界来展现它的面貌。”2012年12月7日晚,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大厅,莫言发表诺贝尔演说之前,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对莫言的创作做出简要评论。

82岁的埃斯普马克是前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历史系教授和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同时是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七卷本系列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第一部最近有了中文版——是由作家余华引荐给出版社的。

2012年11月,埃斯普马克曾到上海和南京宣传他的“失忆”系列。这是他第五次来到中国,他已经能讲几句简单的汉语,看得懂“上海”两个字。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正在教育自己的孙子孙女去学习汉语。

在作为院士的三十多年里,瑞典学院带给埃斯普马克最大的乐趣是“探讨我们读过的书”。每年,学院要为六十多项瑞典文学奖做评选。院士们必须大量阅读,一起探讨。每周四的下午5点,院士们在图书馆集合,讨论上两个小时,然后一起前往一家开业于1722年的餐厅——餐厅的房子是学院的,但厨师不是。院士们会在那里接着探讨。

在瑞典学院院士中,埃斯普马克固定坐第十六把椅子,位置在进门左手第二个。他习惯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旁边,是瑞典学院常任秘书的座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选出没有名气的女作家

南方周末从1981年至今,你已经历了三十年诺贝尔奖的评选,和以前相比,2012年文学奖的仪式有没有不同?

埃斯普马克:仪式本身是一样的,但评选标准是有很多变化的。因为每代委员会的品位和喜好不同。比如,1930年代的评选标准是作者受欢迎的程度。当时委员会认为,如果奖项颁发是为了全人类,那么全人类都应该能够阅读。所以诗歌很大程度上就没被考虑,畅销作家却常被提名。从而产生了像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那样的获奖者。之后这样的标准受到批评,委员会就试图把标准变得更为严肃。

二战之后,标准更倾向于文学上的创新者,比如T.S.艾略特和威廉·福克纳。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新的标准强调应该给获奖者提供他们应得的知名度,也就是将一些人们比较陌生但非常优秀的作家置入公共视野。最好的例子是艾·巴·辛格,获奖前他完全没有名气,因为他用意第绪语写作。今天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欣赏。

南方周末辛格当时的知名度那么低,怎么会有人提名他呢?

埃斯普马克:我们的提名推荐来自世界各地,还是有人知道他的。

接着探讨评选标准的变化,另外两次变革也很重要。一次在1991年,我们要选择文学的创新者,可有个范畴一直被忽略——女性作家。她们通常不是创新者,比如内丁·戈迪默。她希望继续的是巴尔扎克和托马斯·曼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著名评论家乔治·卢卡斯谈到批判性现实主义,意思是整个历史其实都沉淀为那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们既是平常人但又代表了他们的时代。戈迪默就是想维持这样的传统。尽管没有创新,她仍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另一个变革,就是选出没有名气的优秀作家。这也跟女性作家有关,很多女性作家在二战后到1991年这段时间就被忽略了,只有一位女性作家获奖,她是奈莉·萨克斯,她和萨缪尔·阿格农分享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后,就有了好几位女性作家获奖,这个变革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标准在21世纪初被采用。2001年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脆弱文学”的研讨会。很多作家目睹了上个世纪很多的灾难性事件。奈保尔获得那年的文学奖,是因为他在他加勒比的家、在印度、在印尼都目睹了灾难。参加研讨会的作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他亲历了二战集中营;还有一位是赫塔·穆勒。这两位后来都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脆弱文学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如何运用“无名气”、“创新”这些标准来衡量作品?

埃斯普马克:这需要通过讨论来达到。如果我的工作中有些令人不愉快之处的话,那就是当我发现一个我喜欢的作家,却发现其他人并不同意。或者也有可能我不同意大部分人的观点。但我们必须做决定,这也非常困难。

我们的五位委员会委员只是给学院提出建议,而不能做出最后决定。每年有两百多位作家在这里逐渐被淘汰,最后的五位候选人将会被提交给学院。极少数情况下,学院会要求换掉一位候选人。针对这五个候选人,委员会做出评价。8月中旬前,学院会阅读这些评价,讨论后做出决定。所以你看并不是评选委员会的五位成员做出决定,而是整个学院。但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委员会主席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曾有17年时间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主席。但当我将近75岁的时候,我意识到更加年轻的人应该接任。但你知道主席和其他成员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没有什么特权,他只是维持委员会的稳定和统一。

为18位院士专门翻译

南方周末做决定的过程中,哪些非文学因素会被考虑?你们会考虑到学者的性别、国家、风格等等吗?

埃斯普马克:这又是另一个评选标准,它在1980年代兴起。二战前我们几乎没有接到来自中国甚至亚洲的推荐。所以为了让诺贝尔奖真正全球化,我们必须要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推荐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如果让国家推荐,他们会倾向传统和老资历的作家,事实上那些国家的年轻作家可能更优秀。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推荐,如果有些作品没有被翻译为主要语言,我们要求自己的专家进行翻译。

南方周末那也就是有时一些作品只被翻译出18本?

埃斯普马克:是的,这发生过。但也意味着1980年代后我们要有自己的专家才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你可以从中看到效果,1986年的获奖者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8年的获奖者是来自埃及并且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纳吉布·马哈富兹等等。1988年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的话,他就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是他通过衣服来讲述历史的能力。

南方周末在仪式上,韦斯特伯格先生没有提及莫言最新被翻译成瑞典文的《生死疲劳》。

埃斯普马克:我想韦斯特伯格先生只有五分钟时间,所以他必须选择性地举例,而他的报告会更加详细。我喜欢他的近期作品。我记得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大约六部作品有英文版。而法语有十六部,所以我基本上读的都是法语版。现代文学讲究视角,比如亨利·詹姆斯就这么说过,而莫言的作品就运用了不同的视角表现中国现实,这非常了不起。

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图书奖的区别。我们评价的是一个作家的毕生作品,所以这也使得获奖者的年龄一般都很大。

当然我们有些获奖者还是比较年轻的,比如加缪和布罗茨基,莫言也很年轻,55岁而已。有一种说法是一位作家一旦得到诺贝尔奖他的文学生涯就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很多作家最优秀的作品诞生在获奖之后。

南方周末但没有人会再度获奖。

埃斯普马克:这一点我们进行过探讨,尤其关于托马斯·曼。他获奖后的作品,比如《浮士德博士》太重要,以至于我们建议他再次获奖。但学院认为,获此殊荣一次就已经很难得了。不过规定中并没有制止,也就是说再度获奖的可能性是有的。

南方周末诺贝尔奖的保密期是50年,那你能告诉我们1962年前有哪些中国作家被提名吗?

埃斯普马克:可以。但其实并没有太多人被提名。

被提名的还有林语堂,他在1940年被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荐,1950年赛珍珠又推荐了他一次。我们阅读了林语堂。胡适则在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

我知道沈从文在1988年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就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更重要的是鲁迅,他没有从中国被提名,而是学院成员写信给鲁迅,问他是否感兴趣被提名。鲁迅回答说他不配被提名,他非常谦虚。我不确定这件事是否确切发生过,它记录在瑞典的一些文件里。

二战期间诺贝尔奖没有颁奖,之后中国自己发生战争,也就阻止了提名。

“我们尽最大可能去关注文学本身”

南方周末有没有什么时候,你突然意识到其实更应该提名另一位作家,而那位作家却没能入围?

埃斯普马克:当然有。有时一些优秀作家没能获奖,我觉得他们可以过几年再被提名,但后来他们就不幸去世了。学院也被批评忽视了一批重要作家,比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都没能获奖。但是卡夫卡的作品都是在他去世后才被发表的,我们显然不能把奖颁给他。普鲁斯特在他作品发表的过程中去世,剩下的作品是之后才发表的。

在最后三位候选人中,只有一人能够获奖,这往往很让我痛心。比如1969年,我们最后的候选人包括是格雷厄姆·格林和奥登,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而最后塞缪尔·贝克特获了奖,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这让我很痛心,因为其他优秀的作家没能获奖。这些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事实。

南方周末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说诺贝尔奖没有选出最优秀的作家,学院要怎样维持诺贝尔奖的声誉?

埃斯普马克: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正选出最优秀的作家。总有传闻和其他意见说诺贝尔奖的选择没有代表性,尤其是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评论和攻击,但人们对诺贝尔奖的关注程度没有降低。

我在这里想做一个区分:政治目的和政治效应是不同的。任何世界性的事件都有可能产生政治效应。

南方周末在瑞典,也有很多关于莫言政治上的探讨。

埃斯普马克:政治很多时候掩盖了真正有意义的探讨。有时没有政治目的的探讨可以产生政治效应。比如,1970年的奖颁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政治动机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学院常任秘书出乎意料地写信给瑞典驻苏联大使,问是否有针对索尔仁尼琴的个人威胁。大使回答说没有,但他同时说,今年不要颁奖,等几年,瑞典和苏联的外交关系稳定后再做决定。

但学院最后的回答是“不”。我们认为索尔仁尼琴是理所应当的获奖者。这说明了两点:第一点,学院不受任何政府和政治力量控制;另一点,这样的决定可能会有政治效应,肯定有风险。但这个决定本身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南方周末委员会成员会有自己的哲学和政治倾向吗?

埃斯普马克: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倾向,但我们需要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尽最大可能去关注文学本身。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庞德,著名美国诗人。他当时被提名,但他是个尽人皆知的叛徒,他通过意大利无线电广播攻击自己的国家,同时支持对于犹太人的摧残。这样一个人品低下的诗人,是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因为诺贝尔本人非常反对这样反人类的倾向。所以你可以说拒绝这样的人的确是有政治目的,但诺贝尔奖的公正和正直没有受到损伤。

南方周末委员会会考虑挑选学院之外的评委吗?

埃斯普马克:加入第六位学院之外的委员会委员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发生过的。通常我们只听取专家的建议。假如有一种语言我们没有掌握,我们会要求专家进行翻译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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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谢小跳 责任编辑: 袁蕾 朱晓佳 季星 实习生 吴烨 阎彬 张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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