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父亲公今度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我越来越理解父亲,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理解他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信仰的形成,理解他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内心的冲突、矛盾、挣扎和无奈。父亲80年代中后期开始病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再也无缘与他深谈。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满脸鲜血顺着楼道爬回来,靠在隔壁的门上……小小的院子里50户人家,非正常死亡23人。

学校里,批父亲笔名“公今度”的大字报几十米长,家里一次次被抄,5个书架的书只剩下领袖著作和《鲁迅全集》。镜面上、墙壁上,打倒父亲的标语墨汁淋漓。

一天晚上,父和母嘀嘀咕咕了一夜,第二天就把我们兄妹4人转移去了外婆、祖父家。复旦党委策划了那场“8月斗鬼风”,第一批被斗的就有父亲。有天下班后,母亲在宿舍门口遇到了苏步青副校长,他告诫母亲,父亲肯定逃不掉,“望早做准备”。那场“斗鬼风”,父亲被浇墨汁、坐飞机、挂铁牌,细细的铅丝嵌在颈椎里,为以后的瘫痪埋下了祸根。父亲至死不知道那沉重的牌子为何物,多次与母亲提起。直到二十多年后,他的追悼会上,一个当年的学生才说出真相——窨井盖。母亲听说后痛彻心肺。

躲过“斗鬼风”,我从外婆家回来,顺着3路电车的轨道拐进国福路,远处黑篱围绕、绿树掩映的第九宿舍,一片静寂。进入楼门,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的颈椎坏了,必须以手支颏,方能正面看人,手一松,头便落下去。那一年,父亲37岁。

父亲彻底闲下来了,造反派混战一气,连劳动改造也无人再管。那时候,父亲会在夜雨淅沥或是北风呼号的夜晚给我们读鲁迅。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用带着苏白口音的普通话把《朝花夕拾》娓娓读来:“哥儿,三哼经给你买来了”、“仁厚的地母啊,愿你永安她的灵魂”……然而那种温馨总是立刻就被粗暴打破,很多次,每当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门上就传来凶恶的撞击,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抄家衅事。

1969年春节,父亲说去学校小卖部买些糖,笑嘻嘻出门去了,不多久回来,糖没买,脸黑了。那年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隔离、挨打,吐血。1947年,18岁的父亲加入共产党,19岁考入大学,因为肺结核,回昆山菉葭浜外婆家休养。那年春天,上海学生运动遭破坏,有人被捕牺牲,揭发者说父亲是叛徒,于是他被无休止地逼供审查。

因为父亲吐血,造反派允许他回家,家里厕所间的水管上突然多出了一个铅丝圈。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到父亲披了件旧棉袄,坐在床头:“我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那时,母亲去了五七干校,专案组逼着父亲交待,父亲走投无路,频繁吐血,想到了死。

父亲硬是把1948年上半年自己的行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回忆出来,提供证人,请求专案组去翻查已被抄去的全部日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专案组长再去青海监狱提审揭发者,揭发者是国民党特务,咬了全国一百多人,每天提审他的人排起了长队,终于引起狱方警觉,破了这起污蔑案。苦难过了,父亲笑称自己记忆力超群。苦涩中还不忘洋洋得意,他天生就是这么风趣幽默。

父亲多才多艺,文章、演讲出了名,号称复旦才子。在家闲得无聊,就把钟表拆了装、装了拆,还学篆刻、学烹饪、学拍照,每天变了花样烧菜煮面。他喜欢音乐,会吹箫,“文革”结束后,集了一抽屉外国古典音乐磁带。

1971年夏一个傍晚,父亲在阳台上吹箫,不知怎么,吹起了儿时听过的“大出丧”。箫音未断,楼下就叫了“电话”。那是噩耗,祖父在里弄劳改,突发疾病去世了。祖父兢兢业业教了一辈子书,我看过他留下的古书,眉批的蝇头小楷真是漂亮。

父亲散文写得极好,清新活泼,宛转有趣,可惜他不大写。我后来读归有光、朱自清,总会没来由地想到父亲、想到祖父,也许他们这些苏南才子气质上有相近之处吧。

父亲才情纵横,然几百篇杂文,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都与时政有关,现在读来,政治色彩太浓,人文关怀单薄,已不太有味。这是当时的环境使然,亦是他个人性格使然。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我越来越理解父亲,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理解他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信仰的形成,理解他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内心的冲突、矛盾、挣扎和无奈。父亲80年代中后期开始病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再也无缘与他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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