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制度背后应有神圣性
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有此种种，而后可以言信仰。
责任编辑：蔡军剑 实习生 陶雅婷
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有此种种，而后可以言信仰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是上面讲礼治，下面讲礼俗，礼治和礼俗能够大体上维持人间的秩序，是因为礼的背后有一个天或天道。西方则重心在法治，用制度或契约来管理人、治理人，法或法治的背后有一个上帝。对于生活在礼和法之中的人来说，天道和上帝都是一种神圣性。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商人来华，曾多次比较中西，而称赞中国商人守信用，以为西方用契约约定而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中国人用口头承诺都会做到。就此而言，礼治规范下的人品未必逊于法治。而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里脱出了传统的礼治礼俗，连同脱出了礼背后的天，并在同一个过程里接受了西方的法治观念，以及西方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社会的榜样。但我们移来了以西方为范式的法律、制度、契约，却无法移来这些东西背后那个上帝。所以，移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同时带来它们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
从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开始一直到现在，已有过多部宪法，而且各个时代执政的政府还都曾立过法律、法规和制度。从纸面上看，这些宪法、法律、法规和制度都言之成理而且周密通贯。但在精神上，则它们与执行法律、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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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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