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与落榜者:殊途同归的人生?

他们是儿时最好的玩伴,高考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他们是儿时最好的玩伴,高考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今天,大学已不是“登天”的惟一路径 翁洹/图


  15年前的一场考试,让翁宝和符史杨一个离开,一个留下——就像同一颗种子生出的两个枝芽,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爬藤。


少年玩伴
  海南文昌城不大。现在,34岁的符史杨每天至少三次经过粮食局门前的坡路。
  二十多年前,他和翁宝每天从文昌二小跑出来,一路冲到这里,站在粮食局大厅里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蓝精灵》。
  那时候,符史杨的父亲从信用社贷款1万元,开了一家虾行。他的姑姑、姑父在设计院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单位里的人”。而翁宝除了有一个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出身于地道的农民家庭。符史杨每天有一毛或两毛的零用钱,翁宝没有。所以星期天,符史杨回到父亲经营的虾行去“捞鱼捞虾玩”时,翁宝必须上山去摘竹笋,或去海边捡海棠果——每斤可以卖2毛钱。
  他们一次次来到文昌河边的望河粉店,花3毛钱吃上一碗海南粉。米粉汤上撒着一层干黑脆硬的牛肉干,这就是翁宝的最爱。要不是陪他,符史杨绝不会来,他喜欢海鲜。
  直到初中,符史杨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足球场上的帅气,游泳时的敏捷,处处散发的机灵劲,甚至不喜欢读书的那股不羁。
  而翁宝是不起眼的。
  符史杨,这个愿意陪他吃牛肉粉的兄弟,在翁宝寡言的童年时代里,是寥寥无几的朋友之一。翁宝翻墙跳进糖厂找到的椰子糖,一定会分给符史杨吃。如今,符史杨每过几天就会给翁家的老奶奶带来猪肉、鱿鱼,还有电风扇。


状元和落榜生
  翁宝的沉默持续到了高中。
  最初,他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越来越明白高考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
  “就是要考上好学校,别的什么也不想。”他甚至几个月都不说话。沉默的孩子开始为学习拼命。
  直到父亲在公路上拦下教育局的车,打听到了儿子的分数。翁宝成为1992年文昌市文科状元,是海南全省的探花。
  他走进了北大历史系,并在后来的15年中一直保持着读党史的习惯。
  符史杨落榜了。这并不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没办法,就是对读书不感兴趣。”
  对于翁宝来说,大学意味着数不清的“第一次”——出岛、坐火车、进军营,包括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从公共汽车到冰糖葫芦”。
  他的海南话遇上另一位同学浓重的川音,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符史杨很快与一群四川人打成一片。那是他在自来水厂的工友,每天收工后,他同他们一起吃着火爆热辣的川菜。吃惯了海鲜的他从不觉得这口味太过刺激:“每天饿得像鬼一样,只要是吃的就好。”
  离开自来水厂后,他去开工程车。
  翁宝给他联系了民办大学,他拒绝:“我确实不喜欢读书,还是像这样自由自在吧。”
  翁宝在大学里看到的勤奋,超出了之前对这个词的所有想象——“有些人每天早上进了教室,到天黑前都不出来,就带点馒头进去吃。”
  北大38#的那间宿舍里,熄灯后几个男生谈论着国学复兴,振奋得难以入睡。
  1997年夏天,翁宝腰间别着BP机,蹬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酷暑中。
  他犹豫一阵,还是蹬过几条街,找到公用电话,回复了一个广州的号码——是《粤港信息日报》的录用通知,从此翁宝在广州定居。
  就在他忐忑地接受考验之时,符史杨正在家乡和朋友合伙经营农场,种下木瓜和胡椒,那一次亏了3万元钱,符史杨笑着说:“玩玩嘛!”然后,依旧回到众多父辈亲戚们所从事的行业——建筑。
  对翁宝来说,大部分同学逐渐疏于联系了,但与符史杨自小积累起来的信任感,始终存在——尽管他们的话题中,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思辨,没有经济现象的探讨,只有各自碰到的“有趣的事”。
  翁宝每次回家,符史杨一定会陪他去望河粉店吃粉,并且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可以连吃两碗,或者一天三顿每顿都吃这个!”


人生沉浮
  翁宝人生中的第一次淬炼很快到来了。
  在《粤港信息日报》,因为编发一篇评论时不慎写错了批评对象,对方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亲临报社。
  他第一次经历如此阵仗之时,符史杨正跟着叔叔做西瓜生意。
  他和十万斤西瓜躺在一起,在火车皮上颠了两天三夜,来到上海。
  后来,翁宝不到25岁就做了《南风窗》编辑部主任,又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了产经部编委。“看过太多的企业起来了又下去了,看过股市那么疯狂又那么低迷,看过金融危机来了又过去了,看过那么多的泡沫、那么多的起起落落……”
  符史杨说:“大学毕业后,翁宝大气了很多。小时候他特别敏感,对别人不经意间的话特别在意,现在不会了。”
  因为报道,翁宝结识了史玉柱和何伯权。那时候,何伯权还是乐百氏集团董事长。2004年,生意上正在调整的何伯权,与翁宝结伴,游历了许多地方。作为企业家,何伯权成为对翁宝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的企业做得那么大,但还会固定地去做义工;他跟很多牧民订收购合同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他让女儿去搀扶老奶奶,然后对孩子说:‘老奶奶笑着感谢你,是不是很开心?助人是最大的乐事。’”
  此刻的符史杨,早已厌倦了西瓜生意,回到建筑老本行。他本着一条基本法则:哪里有机会,哪里阻力最小,就去哪里。
  2006年,因一篇关于劳工权益的报道,翁宝与同事一度被所报道公司索赔3000万,并被法院查封、冻结了个人财产。
  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与人谈话。他挂上电话,继续把事情谈完,开车出来,停在路边,突然不知该怎么办。
  这个海岛上走出来的青年,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哭声,泪眼模糊。
  他成为新闻关注的中心。他开始写关于此事的博客。
  在家乡的望河粉店,连着两碗牛肉粉下肚。翁宝下定了一个决心。


分久必合
  广州市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翁宝10年淬炼的结果。他从一个媒体从业者,变成一个总经理。
  过去他和编辑们在一起,现在他和总编在一起;
  他在比亚迪汽车的厂房里,看到上千名大学毕业生,喊着口号发着狠,要做出自主品牌的东西;
  他喜欢维珍(英国一航空公司)的布兰森,他从马云(阿里巴巴网站总裁)的商业思路中获得启发,并且自称对王传福的实业发展思路充满敬意;
  他一句一顿地说:“我们要和有志气的中国企业一同成长。”
  这样的话,符史杨是不会说的。在同学录上,从不曾受雇于任何单位的他,被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职务是——“文城建筑业”。
  他所做的“房地产开发”,是一边征集住户,一边拿地报建,以集资建房的方式来运作。他最大的特长便是拿下大老板手中顾不上开发的小地块、或是正在周转资金的项目地块局部。他常说自己的地是“赊”来的。工地上的大小活计,他会照顾地块原来主人的亲戚们。
  文昌城内大部分老同学的家,都住在他盖的房子里。
  他的底层商铺永远不卖,出租等待升值。
  他的帕杰罗越野车,是从派出所所长手中买来的。他走在文昌小城里,迎面而来的人中几乎有一半是老相识。
  除了建房,他还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的股份,和一家洗染店的股份。
  他说:“翁宝现在成空中飞人了。”
  的确,翁宝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分别租了写字楼和自住房,每月定期巡回。而符史杨的生活,是到工地看看进展,在弟弟的网吧里看大盘。更多的时间,与朋友喝茶、吃饭、聊天。而翁宝,始终不炒股。
  看着翁宝长大的符宙阿叔,吃惊地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怪”——“吃着饭都还要打电脑,我都要抽二十几块的烟,他却只抽几块钱的——他不是没钱啊!”
  翁宝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他的放松方式只是“到楼下去拍拍篮球”。在北京停留时,他有时会独自开车来到北大,慢慢地在校园里划过,没有目标。或者停下来,看那些经过身边的身影,年轻一如当年的自己。他说:“我还是那种有价值感的人。”
  在翁宝惦念这句话的时候,符史杨行驶在椰林间的公路上,他说:“如果现在这样的租售行情能持续15年,4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他明白:“我想要的自由自在,只有在市场里把自己做强大,才有可能。”
  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因为这一点而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但符史杨只能叹服:“翁宝在外面的人脉,我怎么比得了啊!”
  经不住翁宝一次次的邀请,他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看看老朋友的项目情况,考虑加盟。他的行李中,装着专门为翁宝打包带来的牛肉粉。
  当然,那来自望河粉店。

说说我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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