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7）
咱们民谣有力量
——“民谣在路上”巡演侧记
爸爸我只有祝福你啦！好好的成长，可别生病呀！努力学习才能省掉赞助费呀！长大了工作自己挣钱花，希望你能过得比我好哇！
——川子《郑钱花》
三十年前找工作，今天找工作。今天找着好工作，不是我的哟。
——山人乐队《三十年》
是什么刺痛了你的视线，终于站起来大声发言，嘿，看到你握紧了你的双拳。
——邵夷贝《现象2009》
民谣是台湾人给我们提供的标杆。一提到民谣男歌手，就是人文、责任；一提到民谣女歌手，就是小女人、小清新。这是错误的。好在内地现在的民谣有多种可能性。
——卢中强
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好时代的坏孩子，而他们觉得自己是好孩子。
——高晓松
三个男人唱的一台戏
“中国还是有一些好记者，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今天现场就来了一位，他就是简光洲。”坐在台下的简光洲接受全场致敬，他是最早揭露毒奶粉事件的记者。
这不是一个新闻奖的颁奖现场，而是一个名为“民谣在路上”的巡回演出上海站现场的一幕。7月31日晚，几百名观众聚集上海Mao Live，他们是民谣的拥趸，熟知周云蓬、万晓利、川子、张玮玮、马条、邵夷贝、山人乐队、钟立风、张浅潜等，也熟知这些民谣歌手，用民谣唱出的社会现实。
“民谣在路上”民谣巡演是4月23日在北京开始的，集结了一批中国新民谣歌手，他们的作品与1980年代末期兴起的中国校园民谣热有很大区别，这批新民谣歌手更关注房价、弱势群体生存等社会现实。从北京，到青岛、杭州、武汉、南京、广州、深圳、成都……巡演的城市还在陆续增加中。
8月7日，巡演抵达四川，演出在距离成都九十公里的平乐古镇一棵古老的榕树下举行，搭当地旅游项目的便车，成都一站免票，招徕了巡演开始以来最多的观众： 第一天五千多人，第二天两千多人。演出的第二天，山人乐队唱到一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站在露天的观众，有几百人索性留在暴雨中，随音乐起舞、奔跑、狂欢。因为音响被大雨浇爆，最后万晓利未能上台。
这场跨全国的民谣聚会，萌芽于文学网站“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总裁张恩超和“十三月”唱片老板卢中强的一次喝酒聊天。三人是老朋友，“十三月”要推民谣，“榕树下”要进行品牌推广，他们一拍即合。
只要时间允许，三个中年人基本上全程都跟随演出团队，每场演出结束后，他们会和歌手一起去喝酒，每次都喝到凌晨三四点。
“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好时代的坏孩子，而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是好孩子。”高晓松在出席北京首演时对新一代民谣歌手作出这样的评价。
川子的歌词都是大白话，却“喊到你心里去”。
还以为是拉出去枪毙
广州一站的演出于7月24日在TU凸空间举行。由于演出场地在公园内，要穿过半个公园才能到达。里面有座长满树的小山，周围很安静，但是一进演出现场，喧哗的声浪和热度就迎面扑来。
现场聚集了四百多名观众，座位不够，有一百多人只能站着听。这是一台没有后台的演出，歌手唱完，走下舞台，直接到观众区旁的沙发上喝酒。演出没有节目单，歌手甚至不知道上场顺序，一切都是临时决定，现场想唱什么唱什么。
川子是巡演各站最具现场煽动力的歌手。一头长发，细眼睛，穿件黑T恤，踏双厚实登山鞋的川子，三十几度的天，几天巡演，没带任何换洗衣服，T恤晚上用水打湿了晾干白天再套上，袜子就没换过，随身行李只有一把吉他。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他开瓶冒着白沫的啤酒擎在手里边喝边唱，兴之所至，还不时举起酒瓶向观众示意。卢中强说：“他在台上的状态永远是喝高了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戏剧性。”
川子的吉他，是在监狱练出来的。
原名姜亚川的川子，小时候家住北京南城胡同，读不进书，却能“摆平事”，初中肄业，后来帮“兄弟”打架，赶上“严打”被重判，在监狱待了八年零八个月。进监狱时填简历，“特长”一栏，狱友有填“飞行员”、“火车司机”的，有填“吹口哨”的，会一点吉他的川子就填了“吉他”，给招进了乐队，天天弹吉他。
乐队名为复苏心灵演唱团，演唱党的歌曲，在监区老获奖，所在监狱还得到了表彰。后来监狱让他们上外面演，找一些有钱的赞助单位，比如北京轮胎厂、第二毛纺厂、首钢，“都是国家买卖”。用焊着钢筋的三十九人大轿车关老虎似的送到演出地，前面两辆警车开道，后面两辆车押送，拉着警笛，“别人还以为是拉出去枪毙的”。
这些小伙子唱起思念爹妈的改造歌真是痛哭流涕，最后监狱一看效果不错，就把他们拉到剧院、剧场卖票盈利，一年二三百场演出，天天几乎都在外边。演出人员有假定工资，一天十几块钱，但从没拿到过。出狱后，川子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的夜总会和酒吧辗转，唱崔健、刘文正、叶佳修的歌，也唱《心太软》。
川子左手四个手指的指尖和右手的虎口处，全是弹吉他起的硬茧。他一弹吉他就蹭蹭地使劲，琴弦似乎随时都会被拨断。2008年，川子就在深圳的马路上这样弹吉他。
他那时从北京来到深圳，白天在深南路上唱，有时也去邓小平画像底下唱，常被城管轰来轰去；晚上在本色酒吧唱三节，一节四十五分钟，八十块钱。酒吧老板提供住处： 深圳污水处理厂宿舍。宿舍墙上全是蚊子尸体和拍蚊子留下的褪色血迹，中间光秃秃的一块床板。
一天刚唱完，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叫他下台：“阿川阿川，歌曲创作得非常好，能不能给我的楼盘写一首歌？”名片递过来： 幸福里售楼处经理。这个楼盘很近，川子说，幸福里我知道，房价便宜啊，“宣传单上写四千块一平方米。”早晨经过，售楼小姐递来一张单子，他扫一眼揣兜里了。经理说，单子还在吗？你好好数数——你少数了一个零。
经理要川子写一首幸福里的歌，用作楼盘宣传：“就写我们深圳发展有多快，人民生活有多好，楼盘建得有多好，物业管理有多棒，布局是多么花园式……写完我给你一把幸福里的钥匙，两居。”
川子回到宿舍，把宣传单搁在一边连夜创作，但越写越别扭： 怎么写呀？这房子确实太贵，老百姓买不起啊。“买不起”这个词就蹦出来了。歌写完了，经理带着全部手下来酒吧，四十多人，包了五桌。“阿川，唱《幸福里》。”“真的？合适吗？”“真的，唱吧。”“那我就真唱了。”川子开口了： 离幸福不远的地方，我想就是这儿了。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四万多一平方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很小心。可是要住进这幸福里，需要三个多世纪……唱到“四万多一平方米，我买不起呀”，经理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停停停！”川子不理，继续。舞台很高，一脚跨不上去，经理着急地趴在舞台边上：“啊呀，我求你了，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别的客人齐声轰经理，川子把歌唱完了。
广州TU凸空间的舞台同样很高，足足一米。川子唱起《幸福里》的时候，全场观众起立，举过头的双手编织成了一片挥舞的丛林。“川子的很多东西，就是从心里唱出来的呐喊，也喊到你心里去。”张恩超说。
川子的《郑钱花》是巡演中最受欢迎的曲目，这首歌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现场则引来齐声合唱。川子有一个成都的朋友姓郑，给自己初生的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郑钱花”。于是，川子写下了给“穷二代”孩子的歌——
以后全靠你自己啦！爸爸我只有祝福你啦！好好的成长，可别生病呀！努力学习才能省掉赞助费呀！长大了工作自己挣钱花，希望你能过得比我好哇！
在现场，《郑钱花》可以让观众情绪燃烧到沸点。最后一句唱毕，川子的鼓手纪伟把手头的两根鼓槌尽全力抛出，穿过人群，重重地打在观众席中。
川子说，回到北京后，他问过深圳朋友幸福里的情况，朋友说，房子已经卖完了，但房主都没拿到房产证。而郑钱花这个名字，成都那个孩子到现在还在用。“她爸说，现在这名儿这么火，不改了。”
民谣接摇滚的枪
“民谣在路上”巡演中，周云蓬算是新民谣的领军人，这位盲人歌手戴着标志性的墨镜，脖上挂串西藏高僧送的佛珠，裤脚挽至腿肚，脚上一双黑布鞋。唱到一半，他弯腰摸索着地板上自己专用的调音器调音。
周云蓬唱了《九月》、《不会说话的爱情》、《沉默如谜的呼吸》等代表作，他的《买房子卖房子》同样直击社会现实，“不管天塌地陷，还是要上班。不管洪水滔天，我要去上班。不管海枯石烂，还是要上班……”歌里还混搭了《加州旅馆》和《四小天鹅》的两段旋律。不过，广州及深圳站的演出并没有唱他那首最著名的《中国孩子》。
卢中强曾参与《同一首歌》的制作，一次王菲参加《同一首歌》在福建龙岩的演出，付费方要求电视播出时一定要有王菲，但王菲唱了《红豆》，里面的一句“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怎么都过不了关。最后，卢中强索性把歌词改成了“永吹不休”，过了。
深圳站演出当晚，每个歌手都被叮嘱不要乱说话，不要说粗口。曲目也经过考虑。最后，几个歌手们都没有唱成自己的代表曲目。邵夷贝没有唱成《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周云蓬没有唱成《中国孩子》，川子也没有唱成《郑钱花》和《幸福里》——尽管“幸福里”就在距离演出地深圳音乐厅不远的地方。
卢中强说，周云蓬的歌受众面很宽，一次一帮“道”上的兄弟听过周云蓬后曾评价：“这个‘瞎子’唱得好啊！”与川子相比，周云蓬更像是一位行吟歌手和作家。韩寒主编的《独唱团》上，发表了周云蓬的《绿皮火车》，那本是应邀写给《人民文学》的，但后来被退了稿。不过，川子和周云蓬一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川子第一张专辑《今生缘》的同名歌，在很多城市的KTV点唱率很高，据说有“大哥”们一来就唱这首歌，喝高了就会搂在一起哭着唱。
四十二岁的川子，四十岁的周云蓬，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与校园民谣时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青春感伤不同，他们的歌词更多是在讲述现实的生活。
“现在的民谣，有一些很沉重的，甚至批判现实的东西。接过了摇滚音乐的某些精神。现在的摇滚还是有点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的感觉，社会意义还没有民谣充分。”年轻时很喜欢摇滚的王小山，现在更喜欢民谣。
巡演中，只要山人乐队一上场，全场气氛一下子就被带活了。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鼓手欧建云都是云南昆明人，贝斯艾勇是思茅佤族，曾在西盟乡下度过童年，民乐演奏小不点是贵州兴义人，会六十二种乐器，唱到兴头上就不分台上台下地满场飞跑。他们唱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山人》写一个乡下人来到城市的艰辛，旋律轻快，对现实的调侃和自嘲带有云南人天生的达观，没有住处，“披着羊皮我不哆嗦，山人我自有妙计”。《三十年》则写：“三十年前找工作，今天找工作。今天找着好工作，不是我的哟。”歌里穿插着云南方言旁白，也运用了极富云南特色的弦子、大三弦等乐器。
巡演的保留节目是有些“怪异”的合唱。终场结束时，三个中年男人走上舞台压轴表演——王小山在舞台左边，张恩超在中间，卢中强在右边登场，两句对白之后，结束曲变成了三人合唱《织毛衣》。这首歌是2010年网上最火的歌曲，不知是谁从1980年代的故纸堆里挖了出来，一下子就火了。
揣着二锅头上台，未遂
“邵夷贝的成功，又让很多女孩子学起吉他开始唱民谣了。”卢中强说。2009年，邵夷贝凭借着《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此次巡演集合了各个层面的民谣歌手，60后周云蓬，70后万晓利，80后邵夷贝；校园民谣时期的叶蓓、高晓松、老狼和张行也来了。
北京站张行出场，台下有八百多观众。他的出场费很高，主办方只能象征性地表示一下。“给什么钱？不要给，这是帮朋友忙。”张行分文未取就走了。做了多年生意、广告公司快要上市的沈庆，被卢中强和张恩超撺掇着上台讲话，一上台马上就下不来了，当时就唱了《思念谁》和《青春》。舞台上搁着啤酒桶随便喝的青岛站，沈庆也去了。多年没有唱歌的他唱到兴起，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打火机，一按，啪，打着了，点燃了现场一片的打火机。还有两个五十多岁的青岛出租车司机，一人抱一把吉他上去唱刘文正的歌。他们青年时期就喜欢民谣，是最早的一批民谣爱好者。
杭州站来了六百多人，有人在演出到一半时跳上台闹事。被掐着脖子掐下去后，这人甩下一句话拂袖而去：“我马上去报案，你们唱的是什么歌！”这人指的是《中国孩子》。
深圳站的演出是在音乐厅举行的，万晓利上台前喝了两瓶酒，轮到他时，他揣了瓶二锅头一定要冲上台，被保安阻止了。万晓利“飞”着各唱了一段《陀螺》、《妈妈》和《狐狸》，唱完后在台上玩了一段试验，即兴演奏。观众没在高雅的音乐厅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帮人，一帮人拼命叫好，一帮人纷纷退场。
上海站，上海的本地吉他手周朝加入进来，用吉他弹出了跟古琴一样的声音。在周朝的吉他声中，全场观众分男声部和女声部合唱了起来……
一开始，这是一场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在路上”的固定人数约十六人，为节省开支，去比较近的地方都坐火车，坐飞机也尽量选红眼航班。票价都不贵，但也只有广州站略有盈余，没想到，演出结束后，聚集了五十多个人喝了一场大酒，略有的盈余又全没了。
而随着“民谣在路上”在全国更多城市进行的巡演，民谣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到深圳站时，“民谣在路上”已经找到了六个愿意合作的商家。到成都时，卢中强已经接到了全国二十场的邀约。加上“十三月”将推出的民谣歌手小剧场音乐话剧，明年演出会达到一百到一百二十场，民谣已经可以盈利了。
也是在明年，“民谣在路上”会向商家定制一顶能容纳四百多人的巨大帐篷，音响灯光内置好，可以上网。到时开一辆演出车，装着帐篷，到全国各地做二十个城市四十个公园的低碳帐篷演出。只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广场、一个公园，东西一卸，马上就能即兴演出，大家都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听民谣。
7月25日早上九点多，“民谣在路上”一行在广州演出结束后，一醉到天亮，他们上了一辆大巴，周云蓬安静地坐在驾驶座位后，川子倒卧，腿蹬在车窗上，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歪斜在后排，一把吉他搁在过道里。大巴车晃晃悠悠开在广深公路上，天气炎热，明晃晃的阳光穿过云层和窗帘缝隙，投在靠窗的人脸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睡着了，车厢里只剩引擎声……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