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右派国家（6）

一个坚信上帝的人

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有人向小布什提问，谁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小布什毫不犹豫地回答：“耶稣，因为是耶稣改变了我的灵魂。”事实上，赎罪是小布什生涯的核心问题，而赎罪思想则是其政治的核心。在最近的几位总统里，没有任何人像小布什那样激情地把信仰融入总统职务中去。罗纳德·里根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是房屋的飞拱，是从外部进行的；而小布什则是一个再生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对教会的支持就像房屋的中流砥柱，是自内而外的有力支持。小布什总统具有皈依者的激情，皈依之前，他不仅对神大不敬，而且生活也漫无目标。他年轻时饮酒无度，完全笼罩在成就斐然的父亲的阴影里。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始于1986年比利·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对他家的拜访，正如小布什所说，“是他把我引到那条路上，我才开始往前走”。曾经虚度40载光阴的小布什不再酗酒，成了一台训练有素的政治机器。他曾对一群宗教领袖说：“此刻我本来应该还待在得克萨斯州的某个酒吧里，而不是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我现在之所以会在这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以及祈祷的力量。”

小布什的每一天是以跪着做祷告开始的，并且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要做一次祷告。他每天都要读一段《圣经》。他还阅读在苏格兰出生的奥斯瓦尔德·钱伯斯（Oswald Chambers）之类的神学家的祈祷词。他最早的两份总统政令，一份是要求设立一个全国祈祷日，另一份是号召对贫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小布什讲话中经常出现宗教术语，这使得他的讲话有时候如此感人，有时候却是灾难性的。他曾说美国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打败敌人——随后他立即收回了这番话。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特别善于把小布什的宗教情绪转变为17世纪激情高昂的散文体风格。

2001年11月，小布什对联合国说：“我们有信心认为，历史是按自己的意愿而成为历史、成为永恒的。我们知道恶是存在的，但善终将战胜恶。”他用同样铿锵有力的话语，证明自己用150亿美元抗击全球艾滋病的计划是正确的：“我们目睹瘟疫肆虐、孤儿遍地，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当我们看见通往杰里科（Jericho）[杰里科，巴勒斯坦地名。——译者注]路上受伤的旅行者时，我们不会——美国不会——避而不见。”无疑，他把反恐战争看作是“一场善与恶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斗争”。2001年9月11日，他告诉美国人民：“今天，我们的国家目睹了罪恶。”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提到存在一个“邪恶轴心”。他总是把恐怖分子称为“邪恶分子。”很难想象其他的西方领导人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此事。不过大部分时间，他对宗教的提及是比较隐蔽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在小布什宣布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讲话中注意到，虽然在长达970词的讲话中只有3个词明显是宗教词汇，但对于熟读《圣经》的人来说，这一演讲充满了《圣经》中的比喻和《启示录》中的暗喻。

宗教影响也弥漫着整个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踏进白宫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研读《圣经》的时候想念你”、。弗鲁姆是一位世俗犹太知识分子，他所著的有关小布什的《右派分子》（The Right Man）一书不断受到富裕的福音派新教徒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持小布什的人造访白宫时，敬畏之心就像是上教堂。在白宫，惯见的打扮是西装领带；在白宫，“该死”是不能说的脏话；在白宫，不可以大声喧嚷；在白宫，你会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发誓——永远保持沉默。

小布什的许多亲密顾问都有宗教联系。康多莉扎·赖斯是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安德鲁·卡德与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结婚。卡伦·休斯是长老会的长者，绰号是“预言者”。唐•埃文斯还在米德兰时就同小布什一道参加《圣经》研读班。有一次，小布什及其随行人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在空军一号上度过棕枝全日（Palm Sunday）[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那时他们正从圣萨尔瓦多返回国内），有些成员提议举行一次即席的宗教礼拜。很快，飞机的会议室里就挤满了40位高官。赖斯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她带领大家做礼拜，休斯读经文，整个仪式在充满激情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咏叹中，在标志基督徒友谊的拥抱和亲吻中结束。

白宫有位官员名叫蒂姆·戈格莱因（Tim Goeglein），他负责“基督教服务内容扩大”项目（Christian outreach），就是提醒基督教选民，总统与他们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小布什也在政府中任命基督教右派的人担任显职。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被任命为管理整个联邦政府雇员的人事管理局局长，此前他是帕特·罗伯逊的瑞金大学政府学院院长，也是在美国最清楚地表明自己反对堕胎的人之一。克劳德·艾伦（Claude Allen）和韦德·霍恩（Wade Horn）则在美国健康福利部扛起了节制教育[人们认为性教育应包含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教导学生学习两性相处的亲密关系，避免婚前性行为，即节制或延后性行为（abstinence）；第二道防线，教授学生避孕方法的安全性行为（safer sex）；第三道防线，万一怀孕了怎么办（in case pregnacy）。——译者注]和改善婚姻的大旗。当然，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基督教右派成员中职务最高的人，进而言之，他所任职的司法部不可避免地要应对堕胎、死刑、民权和裁决选择等问题。阿什克罗夫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五旬节派教会[19世纪源于美国的新教教派之一，强调直接灵感﹑注重信仰治疗。——译者注]的牧师（Pentecostal ministers），因此对于宗教和公众生活相结合，持毫无保留的态度，每当有重要的集会，他都会给自己抹上油——他最喜欢克里斯科牌（Crisco）纯植物性烘焙油，并且每天都会在司法部办公室里做祷告。2003年6月，他禁止员工自己庆祝“同志骄傲”节日。

小布什虽然非常注重动员基督教右派，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被它捆住手脚。宗教当然弥漫着整个白宫，就像圣灵据说占据了人的灵魂一样，但是牵涉到政策制定时，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信仰可以稍稍让位。在一个高达85%的人声称自己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信仰上帝具有政治优势。但是如果信仰过于扎眼，那它很快就会变成政治上的负资产了。禁止堕胎吸引不了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南方浸礼会宣称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说法，也同样吸引不了身为人妻的妇女。对于卡尔·罗夫来说，2000年共和党大会上最让他难挨的时刻是，一位同性恋者正向听众讲话，整个得克萨斯州代表团都低头做祷告。

小布什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拓宽基督教右派的定义，以使之变得更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值得强调的是，小布什是一位卫理公会派信徒，这比他父亲信奉的主教制主义宗教意味强烈一些，但比杰里·福尔韦尔和南方浸礼会温和得多）。小布什最大的收获是罗马天主教徒，它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也是等待采摘的最成熟的果子。2000年，小布什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多数积极从事宗教活动的天主教教徒的支持，成为1984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积极拜访著名的天主教机构，如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白宫每周同天主教顾问非正式团体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则恢复了一支天主教特遣队。小布什试图在讲话中用上时髦的天主教词句，如“文化生活”。而在天主教徒圈内，他使自己政党反制政府的立场得以缓解：相对于南方福音派教徒，天主教选民对政府行动主义持有更高的热情。小布什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2000年他在这两个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吸引蓝领天主教徒的支持。

小布什也试图去接近督教徒之外的“其他信仰的人”。在接近犹太人方面他尤为成功，尽管这只是他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结果。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也曾尝试取悦穆斯林。入主白宫之后不久，他邀请一位穆斯林教长来主持他基于宗教的初步行动计划，任命专人负责“阿拉伯－穆斯林服务内容扩大”项目，还经常在自己的宗教机构名单里加上“清真寺”。“9·11”事件以后，这种友好关系自然受到了损害，但小布什依然拒绝了新教极端主义者试图取消穆斯林组织接受政府资助的要求。

那么，小布什的政策又会怎样呢？认为宗教信仰使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偏差的想法比较复杂，部分是因为外交政策与有关新保守派的各种阴谋理论纠缠在一起（本书将在第八章对此进行阐述）。如果关注一下小布什的国内政策，人们就会发现，现实政治的影响要比宗教信念大得多。

“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个最直接源于小布什宗教情怀的项目迅速瓦解。针对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基于宗教信仰”的解决方法一度可以吸引天主教徒和黑人加入共和党的阵营，然而终归没有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小布什用人不当。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约翰·迪伊乌里奥，白宫“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办公室主任。——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的例子证明，具备一流学术思想的人不一定能够在《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NBC 1999年开始播出的连续剧，故事讲述了一群白宫幕僚的工作与爱情生活。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揭示白宫政治内幕以及幕僚们在权力、良知、爱情面前的选择。在《白宫群英》里活跃的人物除了总统巴列及其家人外，还有一系列重要幕僚。从全球战略的制定到总统一枚胸针的选择，在戏剧里均获得了关注。《白宫群英》在制作上比较活泼，虽然以拥护白宫为主旋律，但也不乏讽刺与调侃。虽然该剧强调纯属虚构，但暴露了白宫运作的一些真实内幕，因而也更受观众的欢迎。——译者注]式的马基雅维利世界中生存。与此同时，国会中的许多人——不仅仅只是自由派——反对任何侵蚀政教分离的做法。迪伊乌里奥为黑人教堂和拉丁裔教堂争取资金，有意使福音派教徒感到不快。小布什和罗夫立即退却，背着迪伊乌里奥达成了一项协定，使新教教堂免受联邦雇佣法律的限制，从而不必被迫雇用同性恋者。迪伊乌里奥于2001年8月辞职，项目也被悄无声息地搁置了。

在堕胎问题上，小布什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停止资助提供海外堕胎服务的组织。现在这已是任何即将就任的共和党总统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它不仅成了在国内对堕胎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且也成为在国外如此行事的正当理由。在要求禁止克隆的讲话中，他刻意使用了宗教性语言（“生命是创造物，而非商品”），并在2003年11月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的法案，从而结束了“一种可怕的暴力形式”。大多数美国人对晚期堕胎都充满敌意，并对克隆感到害怕。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他通过实施限制，向生物技术产业公然发起挑战，但那些限制没有像基督教右派所期望的那样彻底。他提名福音派基督徒担任法官，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任命可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布什又闪烁其词，说是要任命尊重宪法的法官。

相反，在宗教原则较少且可能使他失去选票的领域，比如节制教育，小布什推广基督教思想时要勇敢得多。这时他完全明白这句名言：如果一个社会保守派有个女儿在读高中，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派。小布什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来教育青少年的童贞美德，也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最强硬的信仰教育计划——“美国地区与全国重要意义特别计划”（Special Projects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教育人们婚外性生活对身心可能都会产生伤害，并拒绝推广避孕套。小布什非常热衷把信念推向国外。小布什政府把用于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经费的1/3预留给节制教育。这个做法非常糟糕，显然激起了援助机构的愤怒，但没有使小布什在国内付出代价。相反，当福音派教徒企图使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时，小布什很快就同工商界的说客沆瀣一气了。

另外一个有关小布什与多数为伍的例子，是同性恋婚姻问题，不过在此问题上他面临更多的危险。2004年2月，小布什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婚姻限制在两个异性之间，从理论上讲，总统与反对同性恋婚姻的2/3的美国人站在了一起。但问题比表面上看更复杂：美国人对同性结合的想法要宽容得多，而联邦对此类婚姻的禁令可能会破坏同性结合，就连共和党内许多人也不想试图改变宪法。事实上，小布什是被逼采取行动的，先是马萨诸塞州的“行动主义法官”——小布什总是这样称呼他们——发布命令说，该州允许同性恋婚姻，而后适时受到鼓励的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为数千对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小布什由于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有支持修正案。毫无疑问，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场闹哄哄的争吵中，唯一比他失分更多的政治家将是约翰·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