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辩“传统复兴与中国转型”

“市场经济绝不是西方独有的。”——秋风。“明清时代经济再发展,为什么没衍生出像欧洲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很清楚,传统中国缺乏国家对产权的保护。”——肖滨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张梦瑶

编者按

2014年3月23日,岭南弘道书院在广州万木草堂成立。成立仪式上,主事者秋风教授称,要致力于形成一个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各学科开放对话的平台。成立后的第二天,我们约请秋风教授与书院聘请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肖滨教授,就传统复兴与制度转型话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交锋。本期,刊发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向春/图)

一辩经济增长:学习西方还是回归传统

秋风:我的基本看法是,过去十年有个明显的文化复兴大趋势。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可以分成两大阶段。一是摧毁中国文化的阶段,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阶段。复兴又可分成两阶段,1980年代不自觉,主要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村。经过前三十多年的巨大破坏后,农民又重建宗祠、修起坟墓,恢复了各种嫁娶礼仪。民间生活方式的恢复,是文化复兴的根基。

第二个阶段从1990年代的国学热开始,文化复兴就有了价值自觉。儒学强劲复苏,回应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当前的决策者对文化立场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原来的全盘否定,到现在基本完整的肯定,是一个根本转向。这会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以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是由文化抉择的趋向决定的。凡反对中国文化,用权力来摧毁中国文化的政治力量,一定会导向集权。反过来,如果对中国文化有同情,甚至积极承接文化传统的政治力量,通常会对现代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大转向,可能会对中国未来制度变革,对宪治转型,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据此,我对制度转型相对比较乐观。

肖滨:有些观点我同意。有人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一个更扭曲的延续。对“国学热”,当年高龄的梁漱溟先生都非常兴奋。

传统中的有些因素,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现在非常匮乏,传统上却蛮丰厚的。比如徽商和晋商在经商中可能没有严格的现代合同,那时也没有现代法院,但以前的契约执行可能比今天好。为什么?是来自社会信任资本,如仁、义和信。

秋风:还要更进一步,从传统不自觉复兴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

人们一般强调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进入国际市场。但我更重视经济增长背后的价值因素,尤其人的因素。在19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大部分国家都会接触到全球的资本和技术,可其表现没有中国好。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价值体系,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量。

比如福建、浙江、温州那些企业,都运用传统价值及其支撑的社会制度。广东人借几百万,有时根本不需要复杂的信用担保,就一个电话。

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本身就是文明复兴的结果。它为中国吸纳使用开放的资源提供了一个架构,一个“体”。“中体”化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实现了自身发育。这恰恰证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中国转型的基本模式。

肖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一种答案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归结于市场机制、对外开放、外资企业等。第二种是从历史角度看,不仅考虑一般的历史元素,更强调中国历史中传统价值的力量。第三种是左派的观点,强调中国革命甚至“文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我不否认传统的力量、传统的价值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作用。一是传统价值系统的作用。二是传统的一些组织方式,比如家族企业等。

但就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是计划经济被废除,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机制进来了,这还是现代性的力量。

第二点,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全能主义国家开始解构。比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经济领域,并逐步退出社会领域,初步变成有一定权力边界的有限国家。虽然全能主义的痕迹还很重,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构,但这种变化已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有限国家的建构,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确立各自的边界,这本身是现代性的进步,不是什么传统文化复兴的体现。

当然,你可能马上就说,无为而治,也来自传统治理智慧。但近代以来实行现代市场的有限国家,这跟传统上提倡的无为而治有很大区别。

所以,我认为,要看到传统的价值和组织对中国经济以及转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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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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