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长解密央视幕后 《实话实说》为何停播一月?

“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新闻联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

■高端访谈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杨伟光,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CFP/图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中央电视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领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悼念。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
  杨伟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改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央领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
  记者:您一直所说的新闻上的“度”有什么标准么?
  杨伟光:这个“度”很难用尺子,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政治气侯,观众的思想状况,和这个问题应该谈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度”,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艺术,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上的把握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兴奋了把事情做坏了,太担心了也把事情做坏了,心态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记者:你们那一代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提供点经验吗?
  杨伟光:我那代人一个是机遇比较好,大家心很齐。一天到晚全干活,就是把活干好。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事实上是前一个改革为下一个改革已经铺垫了,让人有了思想准备,而下一个改革是前一个改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新闻联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判断当时领导接受的程度,你要培养他适应这样,不断往下走。一句话,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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