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瓦罗蒂在上海

２００５年，帕瓦罗蒂在上海演出时，已经体力不支，整场都是坐在钢琴前演唱的　　（本报资料图片）         

１９９８  定金是不退的
    １９９８年上海大剧院开幕，艺术总监钱世锦打算把“三高”轮流请来。“三高”里面身价最高的是帕瓦罗蒂，所以放在最后。第一个来的是卡雷拉斯，１９９８年９月开唱，然后是２００１年１月的多明戈，那场演出，创下了３０００元的票价记录。
    钱世锦开始筹划帕瓦罗蒂。２００１年６月，“三高”在紫禁城开演唱会。钱世锦到了北京观摩，找到帕瓦罗蒂当时的经纪人。钱世锦说我们上海大剧院已经请了卡雷拉斯跟多明戈了，这次想请帕瓦罗蒂也过来开个人演唱会。经纪人脸一黑，“谁是多明戈？我们不认识多明戈！”
    激将法成功。经纪人当月就来了上海大剧院看场子，临走丢下了长长的一串要求：机场专车直接开到登机梯下面；舞台上要有电瓶车接老帕，不能让他走路多了；不能让他看到一丁点紫色的东西……
    电瓶车跟机场专车可以理解，根据钱世锦当时的目测，帕瓦罗蒂至少有２００斤以上，行动已经很不方便。当年卡雷拉斯过来献唱，由于他有白血病，花粉过敏，所以房间里面的花跟献的花，全部都要掐掉花芯。只有关于紫色的避讳，钱世锦直到今天也不明白，“这是不是一种意大利的迷信啊？我真不知道。”
    这些并不是最苛刻的。最后签定的时间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８日的演出，合约上有条规定如果演出因故取消，预付的定金是不会退的。
    帕瓦罗蒂有“取消大王（The King of Cancellations）”之称。１９８９年，帕瓦罗蒂取消了在芝加哥歌剧院里演出的４０场中的２６场，得罪了多年好友兼剧院经理阿迪斯·卡拉尼克。卡拉尼克因此决定：帕瓦罗蒂终身不得再登上芝加哥歌剧院的舞台。
    钱世锦在签约以后特地跑到香港去看帕瓦罗蒂的演出，到了香港，突然得知帕瓦罗蒂因为身体的原因，取消了演出。
    钱世锦回上海后立刻跟帕瓦罗蒂的经纪人联系要修改合同，追加了一条：年底的演唱会如果因为身体原因取消，一年之内必须保证到上海唱一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帕瓦罗蒂飞抵上海，完全是国家元首的待遇。３辆奔驰，２４小时候命，开道的那辆可以打双灯行驶。一辆奔驰直接开到登机桥下面的通道处，确保体重２５０磅的老帕下来，能直接坐进车里。
    上海大剧院没借到高尔夫球场的电瓶车，但是打开了后舞台。帕瓦罗蒂的奔驰汽车直接可以开到舞台的一侧。车门打开，老帕下来，扶着他的助手，走几步就可以直接到达他的立式麦克风前。
    帕瓦罗蒂的化妆间大且豪华，除了一些必备的设施，还加了个ＤＶＤ机。老帕喜欢看警匪片，于是大剧院这边就弄了几张英文的枪战片的碟。另外，为了让他行动自如，后台搭了一个帐篷，就在乐队的后面，里面有食品、有饮料，还有一个老式的马桶。此外，这次虽然一直站着唱，还是在老帕的身后放了一个高凳，顶在屁股那里，万一他支撑不住，可以靠一下。
    最贵的票价记录被打破——６０００元。这个级别的票一共有三百多张，这三百多观众，享有一个特权：演出结束后可以在上海大剧院８楼的宴会厅，跟帕瓦罗蒂一起用餐，并合影留念。
    帕瓦罗蒂已经开始亲民，跟记者敬礼，记者会也只有三不问：不问年龄，他不愿意讲自己老了；二是不要问波切利，因为他觉得波切利有点忘恩负义；三是不问婚姻。
    那次帕瓦罗蒂在上海一共停留了五天。第一天抵达、休息；第二天去两个意大利老乡开的餐馆剪彩；第三天新闻发布会、彩排，老帕轻轻地哼唱加走台，顺便让媒体拍拍照；第四天正式演出；第五天离开上海。上海大剧院特意向意大利方面出示了帕瓦罗蒂已经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证明，那个时候他已经被偷税漏税的事情缠得头大了。

２００５  你必须很强壮
    帕瓦罗蒂再来上海，是开２００５年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他那个时候是要用钱，因为他的钱都给他离婚了的太太拿去了。
    这场演唱会最终开在了万人体育馆。
    帕瓦罗蒂两次来上海，ＳＭＧ主持人曹可凡都见到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帕瓦罗蒂第一次到访上海，曹可凡和帕瓦罗蒂在大剧院共进过晚餐。２００５年，帕瓦罗蒂第二次到上海，曹可凡作了专访。
    专访中，帕瓦罗蒂愉快地回忆了１９８６年北京举办的演唱会：“我很荣幸，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欧洲人。在唱到高潮的时候，他们鼓掌了，我和观众们一起唱了歌剧的结尾部分。那是美好的回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宴请帕瓦罗蒂，并建议他去看看兵马俑，并给帕瓦罗蒂一行配备了专机。在帕瓦罗蒂即将启程回国时，胡耀邦对他开玩笑：你不能回意大利去说，这件事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帕瓦罗蒂笑着应允。
    曹可凡和帕瓦罗蒂还谈到了美食和体重的关系，帕瓦罗蒂说：“要在中国减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国菜实在太好吃了。我恨不能今天呆在中国，明天回意大利，中国、意大利，意大利、中国。天天往返或者每周往返，年年如此。不过我希望我的体重能保持在我预计的范围内。”
    帕瓦罗蒂说：“你必须很强壮，才能做好歌唱家这一行，我就是如此。我是个硬汉。”尽管帕瓦罗蒂谈笑风生，但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需要助手架着才能行走，整场演出自始至终是坐着演唱的。接受电视采访也要放两个高背椅子在帕瓦罗蒂的身体左右，他可以把手和身体搁在椅子上，在他面前还要摆一张圆桌，疲倦时可以趴着借力。
    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在１９７０年代的时候，从唱片上第一次听到帕瓦罗蒂的歌声，佩服至极，从此奉为偶像。魏松说：帕瓦罗蒂的演唱松弛、抒情，有特别的魅力和感染力，帕瓦罗蒂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歌唱家５０年才出一个，上帝特别眷顾他，给了他这样好的天赋，当上帝想听他唱歌的时候，又把他召唤走了。
    ２００１年，在帕瓦罗蒂上海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把魏松称作“中国的帕瓦罗蒂”介绍给帕瓦罗蒂，并请他演唱一曲，帕瓦罗蒂立刻把话筒伸向魏松，为他当起了话筒的支架。
    帕瓦罗蒂逝世不到一个星期，９月１０日，戴玉强、魏松、张建一、丁毅、杜吉刚等国内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自发地齐集北京，在解放军歌剧院举行了《我的太阳——纪念帕瓦罗蒂演唱会》，这也是全世界第一台纪念大师的演唱会。
    舞台上出现了一把特大号的椅子，这把椅子是当年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时，为他量身订造的。全场灯光熄灭，只有一束追光打在椅子上，大屏幕上是帕瓦罗蒂生前的影像，剧场里回响着帕瓦罗蒂的歌声。歌唱家们唱起《今夜无人入睡》前，主持人说：“以前是我们聆听帕瓦罗蒂演唱这首曲子，现在是我们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演唱这首曲子给天上的帕瓦罗蒂听。”大师生前坐过的椅子堆满了观众们献上的鲜花，不少观众流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