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摘（20140619）

周德伟谈文章四变

周德伟在《我与胡适之先生》（收入《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此书错别字极多）一文中谈到近代文章有四变，第一变是严复的译述，用的是高深古文，但内容完全是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科学家的论著，已超出当时古文家的阅读能力之上；第二变是孙中山创办的《民报》与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以及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等报，行文如天马行空，不守古文家法，引用西方学人的论据，并以极生动的笔调刺激人民反抗的情绪。文章已接近白话了；第三变是章士钊的《甲寅》，虽用文言，但已经不是中国书的内容了，文章比梁启超更谨严、充实，当时的所谓名士，只能作艳体诗赠戏子，捧妓女或歌颂有权威的人士及军阀功德，或写写诸记（按，疑为笔记或传记之误），说理论学已经没有他们的地位了。周德伟认为，这种演变，原因在于中国的所谓哲学，属于假想哲学，常无逻辑的推理，亦无科学知识作基础，不能解释社会事象，就没人相信了。到了胡适出来呼吁白话文，有如风行草偃，是第四变了。

高达三分之一的报废率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李华瑞在一次会议上说，据不完全统计，1949-1999年间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其中绝大部分是1980年以后刊出的。与数量剧增相伴的，并非质量的提高，他认为在这1.5万篇宋史论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披露这一说法的李伯重认为，与其他学科比起来，历史学界的产品报废率可能还是比较低的，文科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之类，只会更高。（李伯重：《史潮与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纽约时报》的修辞技巧

刘亚猛在《追求象征的力量》（北京三联，2004）中，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纽约时报》的一起新闻事故，2003年，该报处理了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的事件，表面上看，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披露了该记者在7个月内杜撰36篇新闻报道的丑行，似乎有点自揭家丑、壮士断腕的意思，但在报道中，报社本身被描绘成一个因为对工作人员过于信任，对年轻记者尤其是非白人族裔出身的记者急于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而惨遭欺骗的牺牲品，报社上上下下无不为此感到愤慨。换言之，报社和读者一样，也是受害者，而且，报社所遭受的背信弃义的残害较一般读者为甚，更值得同情（！）。一桩丑事，就这样成了自我宣传和自我肯定。

内田树论阴谋史观

内田树在《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中说，当一件毁灭性的事情发生时，相信有一个“罪恶元凶”（不论是共济会，还是犹太人，还是其他）在控制着一切的人，与把事件当作神对人类施加的惩罚来接受的人，在本质上是同类。因为他们总认为现象的发生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由于背后一直潜藏着某种超越性的规律导致的。所以阴谋史观对有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陷阱。只有能够信神的人才能够相信恶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