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责任编辑:李梁 助理编辑 刘雨桦

2014年6月16日,北京嘉里中心,郑永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

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

2014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新书——《不确定的未来》,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

郑永年在本书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虽然改革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主张温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径,通过开放新的空间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培植新的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通过释放社会和地方的潜力来化解官僚体制的惰性,通过保护社会来促进社会转型。

6月15日,郑永年到北京参加外交部一个会议期间,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对为什么用“不确定的未来”作为书名,他说:“改革本身产生不确定性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改革就更不确定。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央很多改革想法有了,但没看到地方落实。”

在本书出版前,出版社还给这本书想过一个广告语“用确定的规则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但郑永年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现在连确定的规则还没有。”

阻碍改革的三种矛盾

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南方周末:你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改革,而是不改革。为什么?

郑永年: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周末:现在不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究竟是哪种力量在阻挠改革?

郑永年: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第一个是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的适应。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三十年前的改革当时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想动。现在改革比较难办,因为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大家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集权的目标是要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收回来,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改革还是需要把权力分下去,不分就改不了。那么怎么分?分给谁?这是大家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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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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