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穿越故宫 历史风云下的守护者

为了探访两岸故宫在近百年历史风云中的离合变迁，野岛刚重走文物迁徙之路，走访沈阳、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庆、台北、香港、新加坡、美国……这一路，他看见、听见、遇见了很多拥有故宫记忆的人。其中，有政客，有学者，有藏家，也有那些被命运所裹挟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1924年11月5日，紫禁城储秀宫。末代皇帝溥仪跟太监孙耀庭踢完鸡毛毽后，正跟皇后婉容一起吃苹果聊天，他的“内务府大臣”慌慌张张跑入宫内。

此时，冯玉祥派出的国民军已包围了紫禁城皇宫，颁布函告限令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同时，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带领二十人的手枪队，怀里揣着两颗手榴弹，从神武门闯进紫禁城，赶往养心殿。

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私物遣散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他被“护送”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的“醇王府”。

出宫之际，溥仪私藏在行李卷中欲带出宫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被守门国民军搜出，这幅书法作品后来辗转到了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而三希堂的另外两件珍品—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则被敬懿太妃偷带出宫，由贴身太监出售给后门桥一家名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两件珍品在1951年从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购回，现存于北京故宫。

三希堂的三件稀世珍品，其颠沛流离分和存亡恰似故宫历史的缩影：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两个故宫的离合，诸多文物珍品的辗转流离，迷蒙着盛景与乱世的尘埃，上演着危险与阴谋的戏码，映衬出那些野心与机遇写就的剧本。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文物无言，唯有见证。

野岛刚 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担任朝日新闻中文网总编之后，今年4月起在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AERA”负责中国等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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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 时隔二十年之久，故宫再次进入他的视野，此时，已有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野岛刚，敏锐地嗅察到了其中的非常信号，这次，他决定抓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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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刚读大一的日本大学生野岛刚第一次参观了北京故宫，“当时主要是看建筑，觉得很了不起”。不久，他参加了台湾组织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两周内走访了台湾各地，其中重要的一处便是台北故宫。当时，台北故宫导览员的淡漠和展馆的昏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文物，据他说，当时自己还是懵懂的大学生，没有充分意识到文物的价值和两个故宫隐含的谜题，只有翡翠白菜和汝窑水仙盘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太美丽了”。

命运的伏笔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2007年，野岛刚被《朝日新闻》派往台湾工作，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当时正值台湾换届选举，马英九代表的国民党开始执政。两党对于故宫改革出现明显分歧。时隔二十年之久，故宫再次进入他的视野，此时，已有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他，敏锐地嗅察到了其中的非常信号，这次，他决定抓住不放。

近百年的时间，历史的书页蒙尘已久，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大多都已故去，然而，被故宫文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所吸引，同时也好奇于统治者对于故宫这样一个博物馆的特殊态度，野岛刚以日本记者的身份，重走文物迁徙之路，从北到南走访了沈阳、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庆、台北、香港、新加坡、美国……历经五年时间采访整理，《两个故宫的离合》终于成书。以故宫文物为主线，他在书中记录了各类人的故事：“逊帝”、统治者、政客、学者、藏家……还有那些被命运所裹挟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2014年3月的北京，天气燥热反常。之前几日，台湾本土刚刚发生因《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起的争端，台湾绿营团体和部分学生抗议者攻占“立法院”，于右任书写的“立法院”牌匾被毁，那是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原匾，1949年国民党从门楼摘下千里迢迢带到台北。如此结局良堪浩叹。

这似乎映衬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占立法院”行动于3月21日进入第四天，“立法院”人员紧急抢救在行动中有可能被毁的包括张大千作品在内的许多珍贵名画。这一天，北京最高温达到反常的21摄氏度，没有雾霾，天高云淡，彭丽媛正陪同米歇尔游览北京故宫。就在这有些戏剧性的一天，野岛刚来京宣传自己的这本新书。

不同于照片上犀利和不苟言笑的印象，他本人看起来更加文雅和善。野岛刚人略清瘦，浅灰色休闲西装搭深灰圆领T恤，看上去很日本范儿，比照片上帅。

“你在书中说道，‘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但是我们平日所见所闻，以及书中所写，都是文化不断被政治权力所利用、胁迫和控制，哪里有‘共生’的地方呢？”

他“嗯”了一声，略一思索，用很流利又稍带些口音的汉语回答：“通过写这本书我发现，政治一直想利用文化，因为文化有感染力，对老百姓也有影响力，很多统治者要借助文化力量来宣传自己或国家—比如蒋介石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带走文物，把文物带去美国展览，都是为了宣示一种政治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从三百年、五百年来看，就未必是政治打败文化了。比如颜真卿，作为一个文人被政治打败，但是他留下来的作品完全超过当时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权威，从某种程度说，这就是文化打败政治。”

数千年的文化如滔滔江水绵延不息，无论是弄权者还是逐流的人，不过是蜉蝣一梦，只有留下的故事如恒河沙数，或唏嘘或警醒，或止增笑耳，全凭看官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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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失者 说到故宫文物的散失，“逊帝”溥仪是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在1909至1924年间流失宫外。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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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两岸故宫的历史，对日本人野岛刚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他把案头工作做得仔细，单是书的参考文献就有八十余条，包括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故宫的研究和报道，一方面继续着《朝日新闻》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挤出时间来大量阅读和四处探访。

故宫文物的去向成为野岛刚关注的一个焦点，他在书中花了好几个章节来讲述文物的漂泊命运。而在他的讲述中，末代皇帝溥仪，便是这场“文物流失的主角”。

早在清朝末年，故宫文物就曾遭到三次流失的灾难。首先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据说掠夺了两万件文物；第二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英法德俄日等八国联军进驻北京。颐和园等皇族设施均遭掠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后，溥仪、王公贵族、朝廷官员等从紫禁城夹带文物出去。

说到故宫文物的散失，“逊帝”溥仪是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四岁即登帝位，在位仅三年，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溥仪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因此，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被迫出宫，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赏赐”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赏赐是溥仪有意为之，赏赐给皇亲，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

盗运出宫从1922年开始，持续了一年多，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古版书以宋版为主，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都由专人保管看护，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载明物件名称、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还要到（内务府）司房登记，开具条子才能出宫。溥仪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溥佳，让他们每天放学时带出宫廷运到天津英租界。

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赏溥杰单”，公之于世，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陆续变卖了几十件。

1924年11月溥仪被迫出宫时曾夹带数百件首饰宝物，后来一部分散失，剩下则在被“思想改造”期间主动交出。

戏剧性的是，1959年和1961年，溥仪曾两次回到故宫游览，并给同行的同事、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担任“义务导游”讲解清宫，此时，故宫文物一部分流落中国民间，一部分散佚在全球各地，旨在存放而非展示的台北故宫刚刚兴建，而伤后初愈的北京故宫静待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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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者 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那志良到台湾后，还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然而在后来近70年的人生中，这位地道的“老北京”几乎再也没回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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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寻故宫文物颠沛流离的身世，从中复原那段历史，野岛刚曾追踪文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迁徙路线，亲赴山洞、窑洞查看当时的保存环境，还探访了当年的随迁人员。“写文物历史的书很多，而且容易让读者觉得枯燥，我希望能够通过实际参与者的经历，来形象地描述这个过程。”野岛刚说。

1998年故去的故宫学者那志良，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玉器专家，地道的老北京，祖上满族正黄旗，按老年间旗人的说法，那家属于“黄带子”。那家的老宅在西城区锦什坊街东养马营，小院不大。因清国衰亡而家道中落。虽家境贫寒，幸运的是那志良后来得到教育家陈垣资助，上学并就职于北京故宫。他17岁进故宫清点文物，25岁便押运故宫古物南迁，辗转数年后随文物迁至台湾。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文物专家单士元访问台湾，时隔数十年后再次会面，两人都已是垂垂老者。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四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经故去三位。当那志良询问当年留守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也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四年之后，两位元老也相继去世。

那志良一生与故宫结缘，著有回忆录《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野岛刚正是通过查阅大量那志良的资料，从而挖掘出了文物南迁以及向西辗转等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在第一批押运文物南迁的人中，有一对夫妇，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又名庄严）和申若侠，当时他们带着四个儿子护运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他们最小的儿子庄灵现在是台湾著名的摄影师，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尚严夫妇在护运文物的途中生下了他，庄灵从小就与文物为伴，乘“中鼎号”漂洋过海时，他只有十岁。当时庄灵和三个哥哥就睡在文物箱子上。“庄灵对文物的感情非常深，他也很喜欢接受采访。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媒体去台北采访故宫的事情都去找他，因为现在很多老故宫人都已经去世了。”野岛刚说。

“中鼎号”驶入台湾海峡时遇到了恶劣天气，当时是12月，东北季风带起巨浪，“中鼎号”的推进器坏了一个，马力不足，船摇晃得很厉害。颠簸了四天之后，“中鼎号”终于驶进基隆港。

2000年，庄灵和三个哥哥一起，沿着当年文物南迁的路线重走了一遍，在贵州他们曾住过的山洞里还找到了父亲庄尚严留下的题诗。他们的这趟旅途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如今年过九十的高仁俊，是第二批随文物南迁的老故宫职员中少数在世者之一，他来自四川，曾任职于中央博物院，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把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数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保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

曾劝阻他登船的曾国藩曾侄孙女曾昭，后来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送去了台湾。当时，高仁俊以为文物到台湾只是“暂时”，半年后应该会回去，而现实是，他跟着文物搬到台中，又在台北故宫做到退休。如今，他已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

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那志良到台湾后，还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然而在后来近70年的人生中，这位地道的“老北京”几乎再也没回过北京。

文物南迁过程中曾在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停留并储存。野岛刚亲赴洞窟遗址时，一位住在附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老伯带着他走进了山洞。老伯儿时曾亲眼目睹文物箱的保存状态，野岛刚和他聊了聊，老伯的方言和口音，虽然让来自日本的野岛刚听起来有些费力，但是他觉得这位老伯“生活得还蛮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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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 野岛刚认为，正是因为文物所代表的“正统”权威，蒋介石才会在仓皇南逃的同时，将大批文物随同南迁；正是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台北故宫改革方面的巨大分歧；也正是因为如此，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之间的同展一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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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的南迁自然与日军侵略有着逃不脱的干系，但是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在败象已现之时，做出决定将文物一同带离大陆是出乎寻常的行为。

2007年至2010年，野岛刚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道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领域议题，为了追踪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翻遍了所有在台湾的相关文献，似乎都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线索，探询许多专家也问不到答案。

野岛刚为此也问了2000年至2004年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杜正胜，而他的回答是“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就任院长后，我翻遍故宫所有的数据，就是找不到。”野岛刚为此甚至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读蒋介石的日记，“研究所对于日记的管理极为严格，禁止携带计算机、摄影器材，不准影印，只能用手抄写。”野岛刚花了两周时间，在研究所的数据室里读完了已公开的十年份日记。“尤其是决定将故宫搬到台湾的1948年底那段期间，蒋介石已值危急存亡之秋。我在日记中读到蒋介石详细描述其如何用尽一切手段将黄金运到台湾，然而却没有发现任何谈到故宫的只字片语，完全不符合我原先的期待。”

蒋介石的毛笔字中文日记让他看得非常吃力，雪上加霜的是时间有限。野岛刚不得不一边忙于《朝日新闻》的工作，一边去各地采访、整理资料、执笔写书，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削减休息和睡眠。

2011年元旦，野岛刚再度访问胡佛研究所，浏览了1965年台北故宫设立前后的日记，但依然没有发现相关的描述。“决定将故宫文物搬迁到台湾是在文化史上留下记录的一桩大事情，实在很难让人相信其指导者在理论上是‘匮乏’的”，他说。

“中国史没有什么禁忌或妥协，不同于遵守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历史。中国自古就有‘易姓革命’来支配权力，推翻旧朝代，产生新朝代。中华民族的文物价值是什么？在中华，文化几乎等同于政治。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对于政治不断变迁的中华民族而言，历史传承极为重要。继承过去的就是文物，文物的所有人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野岛刚在书中写道。

此外，“在日本，文化与政治没有关系。日本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持续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情，政治与文化相互分离。这与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没有必要用其他东西来证明自己是谁，但是中国不一样。”野岛刚说。

在探访过程中，他发现台北故宫在设计过程中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本来入选的王大闳设计的开放式、无国籍现代建筑被蒋介石驳回，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与北京故宫类似的黄宝瑜设计方案，此方案较前者更凸显出“权力”和“国家意识”等概念。

野岛刚认为，蒋介石在包含故宫的文化上要求体现中华。其原因在于自己“拥有中国的正统统治地位”是他当时必须向海内外宣扬的迫切事情。一个细节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台北故宫展厅占据了主楼的三层，第四层是一个叫做“三希堂”的地方。当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长秦孝仪，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规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三希堂。后来，这个“三希堂”由于被认为“太中国了”，被改造成了一间茶餐厅。

野岛刚认为，正是因为文物所代表的“正统”权威，蒋介石才会在仓皇南逃的同时，将大批文物随同南迁；正是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台北故宫改革方面的巨大分歧；也正是因为如此，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之间的同展一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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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者 2009年2月，野岛刚以随行记者的身份陪同周功鑫参观北京故宫，他注意到周功鑫的言行举止很是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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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这一切问题背后的故事，野岛刚采访了前后四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与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等相关人士，他亲赴现场，倾听多达百位当事人说话。

林曼丽是让野岛刚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很漂亮，也很平易近人，对于采访很积极”。她在2006年至2008年间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长，是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日语非常流利，对日本了解也很深，与野岛刚交流起来丝毫没有障碍。

她是台湾本地人，与民进党的陈水扁一样出身台南，对于台北故宫并没有“外省人”那样复杂的感情，也无须借助故宫文物寻求所谓“正统”的政治支持。2006年，林曼丽受陈水扁所托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长，她主张台北故宫国际化、现代化，引进计算机技术介绍文物，与国家地理频道等外国电视频道合作，对故宫陈列设施大规模整修，更加重视故宫文物的展示性，希望借此增强博物馆的对外功能。

“她对台北故宫的宣传行销以及开放思维，很大地改变了台北故宫”，野岛刚评价。在任期间，野岛刚曾采访过她两次，一次是2007年她开始实施“Old Is New”计划时，一次是2008年下台前几日。“林曼丽一向话多，但最后一次采访时却不太一样，表情倦怠”，她甚至强硬拒绝回答问题，对于改革中断遗憾之情甚于言表。

来自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选举之后，周功鑫于2008年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长。与林曼丽所代表的民进党截然相反，国民党的立场继承了蒋介石的遗志，要维持台北故宫“中华文化”属性的单一性。曾一对一采访过她五次之多的野岛刚认为，周功鑫是通过长期积累点滴经验而成的“故宫人”，尽管在台湾长大，但是作为“外省人”后代，她继承了“老故宫”的价值观，与林曼丽相比，虽然都是女性院长，但是无论见解还是风格对比都非常明显。

2009年2月，野岛刚以随行记者的身份陪同周功鑫参观北京故宫。他注意到，周功鑫的言行举止很是谨慎，“她很在意台湾岛内的反应，因为她毕竟是个“内阁议员”，那时两岸关系刚刚好转，但是台湾内部还有很多声音，比如‘马英九不要出卖台湾’等。虽然没有激烈的批评，但还是有一些质疑，希望两个故宫不要走太近，所以周功鑫一直很在意这些批评，她想尽量保持低调姿态与北京方面交流。”

如果抛却政治因素，对于台北故宫的改革，野岛刚比较倾向于哪种做法？“我觉得国际化、多元化是应该的，一个博物院既然叫‘博物馆’，就是要广泛和多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像故宫那样单一化—当然，故宫也有它的历史特殊性，就是对国际化和多元化比较不适合的博物馆”，野岛刚说。

北京这边，郑欣淼于2002年起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喜欢文化和文学，属于学者型。他对于故宫的研究非常深入，倡议创设“故宫学”，一再强调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补性”。在野岛刚看来，郑欣淼是接触过的中国官员里，对于外国记者态度非常大方坦诚的一位。

野岛刚曾“故意找茬”地问他：“您提到互补性，可是台北故宫相关人士认为北京故宫是个空壳子……即使提到互补性，也只是北京方面有这个需求吧。”平时笑容颇多、侃侃而谈的郑欣淼此刻有点动怒，“他一一反驳，大概这样的问题已经被问了很多次，”野岛刚在书中写道。他觉得与其他常常在采访中从头到尾都是场面话，谈不出什么具体内容的中国官员们相比，与郑欣淼的谈话起码让他了解了中国大陆方面对于故宫的认识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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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者 十二生肖像的问题，野岛刚早就很有兴趣，“因为在中国高昂的民族主义与这个文物问题结合时，很可能变成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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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故宫文物上了心，当2008年12月听说有从圆明园流出的文物在拍卖时，野岛刚特地飞到了香港。自此，他多次走访拍卖现场，亲历故宫文物“回流”盛况。

2009年2月，佳士得于巴黎举办拍卖会，拍卖品是过去放置于圆明园喷水池的十二生肖中的鼠像及兔像。

1860年英法联军破坏圆明园之后，这十二生肖铜兽首长期下落不明。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是最具象征性、最知名、最为简单易懂的“历史耻辱”故事。中国人为此组成原告团，向法国法院提起禁止拍卖的请求遭到驳回，拍卖仍按照预定时程进行，得标结果再度震惊全世界。

最后的竞标人是来自出生中国福建省厦门的艺术商蔡铭超，以三千一百四十九万欧元拍得。蔡铭超以电话参加竞标，但是就在竞标后几天，他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宣布了惊人的消息：“我不会付款，兽首是中国的东西。没有必要付钱，应该还给中国。”

十二生肖像的问题，野岛刚早就很有兴趣，“因为在中国高昂的民族主义与这个文物问题结合时，很可能变成一种象征”。他想知道蔡铭超这样做的动机，经过多番调查，他找到了一位与蔡铭超很亲近的朋友—台湾著名艺术商王定乾。

王定乾说，他曾向蔡铭超提出过忠告：“你会丧失业界的信用，要好好地慎重考虑”，但是蔡铭超还是决定行动。王定乾认为，蔡此举纯粹是因为爱国情感，“他很清楚拍卖会的规则，目的就是要竞标后不付款，让拍卖不成立。”

蔡铭超在一个名为“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团体担任顾问，这个团体的总负责人王维明在采访中对野岛刚说：“文物回归运动是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悲剧中，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这个基金于2002年成立，活动资金来源于保利集团。他们针对特定流失文物进行调查，举办以此为题的流失文物照片展，用基金资金买回多件文物，也向中国藏家提供海外拍卖会的流失文物信息。可是，据王维明透露，鸦片战争以后流出海外的文物中，光是国宝级的就高达一百万件。野岛刚认为，要想达到目标还是很困难的，“文物价格水涨船高，资金未必够用，每年买一两件意义不大，要不要继续做还存有争议”。

不过，故宫文物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回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裁王雁南告诉野岛刚，“从海外向我们提供文物的越来越多，中国市场很大，而且规模增加了好几倍……经济不好，文物就流出，现在中国经济力强大了，文物自然就回流。”

王雁南曾在北京长城饭店担任经理，在中国人对艺术品拍卖尚无概念的1993年便创立了“嘉德”公司，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中国规模最大的拍卖公司。

“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她在中国艺术品业界有不少传奇故事，散发出一股气质，说话的样子充满自信，态度进退有礼，完全没有那种暴发户型的企业家受访时，时而挑衅时而看不起人的态度。”野岛刚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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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物遗失了也许还找得回来，散失的一对簪子也许还有重逢的一天，然而因历史因缘际会而分离的人们能再有机会重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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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野岛刚介绍，日本过去好几次想办两岸故宫的联展，大陆方面态度是“可以的，没问题，办吧”，但台湾方面一直提出一些问题，担心是不是台湾会因此而“矮化”，或者是“民间会接受吗”，最后台湾方面的回答是“不要办了”。

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因故损毁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大陆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2011年6月，因两岸共同促动，两半珍品终于重逢，成功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而2008年秋季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的一支翡翠发簪，则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对应的另一半。

文物遗失了也许还找得回来，散失的一对簪子也许还有重逢的一天，然而因历史因缘际会而分离的人们却不一定再有机会重逢。那些因政治风云的起伏、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而被硬生生改变了命运的人们，除了留下这些让人唏嘘的故事，又当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