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香港社会赖以立身的理则
香港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行政体制，实行的都是菁英主义和职能主义。香港的法治精神不是一种简单的规定，它是深深镂刻在菁英的骨子里的，然后渗透到社会的基层，成为一种信仰和坚持。伴随菁英主义与职能主义的，是工商业社会的工具理性。这种固有理则，就是香港特定的人文，它使得2003年以后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和自游行的推进受到欢迎并且顺利成功。
香港社会赖以立身的理则有三：一是菁英主义，一是法治主义，一是工具理性主义。而当前的香港社会所遭受的挑战之一，则是新兴的民粹本土主义，它恰恰与这三个理则悖逆而且同时是这三个理则所无法解决。
回归过渡期，英国人广设法定半官方机构或加强原有的法定半官方机构的职能，使其负担政府公共行政工作；并且强化医生、会计、工程等专业行业组织，使本地化后的专业组织可以维持专业伦理和技术标准。后两项工作或许为保障英国在港经济利益和分散特区政府的公权力、避免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国政府，然而这一举措却意外地为香港筑起了一个由社会各方面菁英拱起的不倒大厦，成为回归后最大的安定基础。回归后，特区政府继续给予法定半官方机构和专业组织坚定的支持，这成为香港运行有序的保证。
半官方法定机构和法定咨询组织，担负行政、咨询和监督的工作，如医院管理局、房屋委员会、贸易发展局、市区重建局、职业训练局等等。全港76个主要半官方机构和200多个咨询组织所担负的公共行政工作，占港府每年常规财政支出超过30％。这些法定机构的职权和组织办法，全部由法律规定，机构依法担负行政工作，不受政治更迭的影响。同时，政府藉由理事、委员的委任，把社会大部分菁英都集结到政府身边，成为政府的代理人，就是学者所谓的“行政吸纳政治”。菁英与政府长期维持良好的关系，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
香港的专业服务不但是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柱，同时各个专业的公会，如医务委员会、会计师学会、律师公会、工程师学会等等，还是自身专业的技术标准与伦理标准的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专业公会替代政府，颁发牌照、自治自律，维持社会的信用体系。
可以简单这么说，香港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行政体制，实行的都是菁英主义和职能主义。并且由于半官方法定机构和专业组织严格按照法律运作，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香港的法治精神不是一种简单的规定，它是深深镂刻在菁英的骨子里的，然后渗透到社会的基层，成为一种信仰和坚持。伴随菁英主义与职能主义的，是工商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因为，一个具有专业资格或具有事业成就的人，他平素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尊重科学和尊重建制，他会根据知识、讯息来权衡利弊，找寻最佳的方式以获得成功，在这时候，他的任性和直觉是受到约制的，他所遵循的是理性主义。这种固有理则，就是香港特定的人文，它使得2003年以后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和自游行的推进受到欢迎并且顺利成功。
然而，近年来有两个新事物，对香港这种维持安定的内在支柱构成冲击。第一个冲击是反智主义，起表现就是对普选的急功近利。香港法定机构的理事会，其非官方成员是社会各行各业的菁英，无特定政治和政党的背景，遵循科学原则办事。专业公会的会长，也都是该行业公认值得尊敬的人，他们都不是普选产生的。普选走的是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人人不论愚智贤不肖，都有平等的一票。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与菁英主义、职能主义相矛盾而此消彼长。菁英主义、法治主义与理性主义沿袭自英国，故英国的政治体制是混合政体，有皇帝、有反映菁英主义与职能主义的上议院，他们不完全是选举民主。这是英国有智慧的地方。香港政治体制里的可以体现上述精神的机构特首选举委员会以及立法会功能组别，不过，现在它们正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香港所受到的第二个冲击是全球一体化，尤其是与内地加速流动带来的问题。内地是最奉行主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并且深信用这种模式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富起来，从而建立和平甚至更良好的关系。然而，主流经济和全球一体化是双刃剑，它带来繁荣，也造成严重的剥削和异化，催化了优胜劣败的残酷性，使得知识分子、年轻人、弱势，成为牺牲的一群。
这两个冲击，不仅全部针对菁英主义、法治主义与理性主义而来，同时也是这些固有理则所无法救治。因为，这些固有理则就是主流经济、全球一体化、优胜劣败的支持者，并且它们的内在缺乏一种温情的柔性精神和道德上的同情共感，足以去化解这一个变局。
面对香港内生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香港需要在菁英主义、法治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三个特定的人文之外，提倡更具深度的人文。那就是历史、文化和宗教。香港人应该了解国家的历史，尤其应对近百年中国如何在筚路蓝缕中艰苦奋斗过来的历史有所感触；应该在教育中和社会上更重视文化和宗教，多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民族宗教那种“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也就是说，香港本身正处于转折点。如果走向民粹本土主义，那将是不幸的。如果向上提升，它可以创造另一个奇迹。内地同胞来到香港，了解香港的固有秩序以及当前转折中的痛苦摸索，也就明白而不会觉得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