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要拍什么？——对话侯孝贤
侯孝贤立刻起身，用粤语说：“我要去吸烟了，不吸头晕得很。”说罢，排开众人径直走出去。转眼间，他那矮小而有些苍老的身影就淹没在年轻学生的人潮之中。
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
小时候看了很多武侠小说
人物周刊 ：为什么要拍唐传奇《聂隐娘》？
侯孝贤：这个想法30年前就有啦，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以前感觉这个空间不够大，现在很多人都拍过这种古装武侠片了，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东西来。
人物周刊：前几年大陆也拍了一些古装大片，票房可观但评价不高，你想拍的是什么样的武侠片？
侯孝贤：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拍出来才能知道。创作基本上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现在很多想法还没具体化，所以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人物周刊：内地张艺谋、陈凯歌的古装大片《英雄》、《无极》，似乎都不受认可。你对此有何看法？
侯孝贤：没有看法，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导演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
人物周刊：最近李安的《色·戒》大卖，同样改编张爱玲作品，你的《海上花》票房上并不尽如人意。你怎么看票房问题？
侯孝贤：李安的我不谈，谈别的吧。电影和票房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正要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每个人也不一定要做同样的事。
人物周刊：阿萨亚斯说你的电影都是在外国筹资的，是吗？
侯孝贤：差不多。从《好男好女》开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投资，在台湾没有肯给我投资的嘛。
人物周刊：台湾的辅导金制度对导演帮助大吗？
侯孝贤：我也有用到这个辅导金，后来很长时间不去申请了，让给别人嘛，你自己能开发外面的资金就去开发吧。不过我开发来开发去不是日本的就是法国的。（笑）
人物周刊：你说过，要背对观众拍电影，难道就真的没考虑过市场吗？
侯孝贤：如果想面对市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业化就商业化，无所谓，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你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个说故事的人，你同意吗？
侯孝贤：别人看可能更准吧，我就感觉自己是个野人，野人也可以有诗意的。拍电影需要自觉才能做好，有时候好像你知道很多，但我告诉你，什么都做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每个作者只要个性很强的话，都会给人诗的感觉。诗有什么不好呢？边缘是通往中间的捷径，在边缘才能凸现中心，这是大江健三郎说的，说得很准确。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电影和文学的关系？
侯孝贤：电影和文学不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有一种很个人的东西，那种累积出来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学的多样性，而电影是一个掠夺者、收割者。台湾有一句话叫割别人稻尾，就是割人家的稻穗，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割人家的，电影对待文学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拍的《海上花》也是改编文学作品。
侯孝贤：《海上花》比较特殊，很多人读不下去，有人硬攻，攻了三次都没读完，但我一看就爱不释手。这个是很典型的，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看透，我就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也不是说厉害不厉害，就是特别有感觉。
台湾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
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百分百非蓝非绿，又说永远站在政权的对面，那么，你觉得电影和政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侯孝贤：创作和政治是不相干的，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以前台湾也有束缚，不过我们照拍，也被骂得很惨。有时候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力和精神体力都消耗在那儿。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些东西还要去做，那就去做一个社会运动者吧。如果是要做电影，在艺术上做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想做什么片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做得别人都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但这种如果做得太深了反而没用，因为人家要能理解了才有用的。还有一点比较好玩，我参加过各种政治组织，知道了台湾的一些群体像新原住民所受到的伤害，这反而让我的事业更宽广，让我在创作上更有力量。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就看你怎么调节。
人物周刊：政府对于电影创作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才比较好呢？
侯孝贤：政府要做的只有他要怎么看待电影，对电影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个工业？OK；它是个文化？OK；两种都并容？也OK。如果真的认为电影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繁荣，就真的要下很大的心思才能做得到。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从以前到现在，台湾从来就没有过电影工业。你觉得呢？
侯孝贤：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才能称为电影工业，没有市场就没有电影工业。美国有，内地可能会有，但现在也还没有，还早。工业会有一个生产性，这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它的体系非常庞大，要动用的东西非常多。我感觉这与台湾在电影上要扮演的角色不太适合。
如果从电影工业这个角度来讲，台湾电影要找另外一个途径，培养一种另类的、跟主流有所区别的、一种实验性和开发性的电影小工业。而且，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需要一些小的开发性的电影。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电影院线被好莱坞占领之后，你认为台湾电影的路应该怎么走？
侯孝贤：台湾跟大陆不一样，跟香港也不一样。台湾还是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就是偏远的地方反而能保留一些比较纯正的东西。台湾的这个特色，可以让它在华人电影世界里占有一个研发、实验的功能，这对华人电影有一个梳理和促进的作用。一个成熟的大市场里，要有大片，也要有小片小制作的生存空间。但现实是，有时候可能要赔钱的，导演要把房子卖了来抵押。
人物周刊：对于新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侯孝贤：刚开始拍电影都是有困难的，要看你怎么做。我们以前拍电影的门槛是更高的，现在的门槛低，用DV什么的就可以拍。关键问题还是那句老话，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非拍不可？这个是point，不是说看别人拍什么好我也拍什么。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对虚荣的诱惑，因为这一行的诱惑是非常大的，你常常会在其中改变了方向。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拍的电影是上去了就下不来，他们想的只是如何赚钱。
人物周刊：最近拍的《咖啡时光》和《红气球》，都是命题作文，这种工作方式哪些地方吸引你？
侯孝贤：与其花时间想去拍什么，还不如直接领人家的任务去拍吧。这个最快，而且别人还给钱。
人物周刊：跟你以前拍的那些电影有什么区别吗？
侯孝贤：这些都是在国外拍的，跨国文化，当然不同了。电影是呈现生活的细节，你对日本了解吗，他们的生活价值、生活习惯？这些你都不了解，法国就更不了解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不可以拍呢？我就决定试一下。
采访结束后，侯孝贤立刻起身，用粤语说：“我要去吸烟了，不吸头晕得很。”说罢，排开众人径直走出去。转眼间，他那矮小而有些苍老的身影就淹没在年轻学生的人潮之中。
（感谢卓伯棠先生对此文的帮助。）
侯孝贤
小时候看了很多武侠小说
人物周刊 ：为什么要拍唐传奇《聂隐娘》？
侯孝贤：这个想法30年前就有啦，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以前感觉这个空间不够大，现在很多人都拍过这种古装武侠片了，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东西来。
人物周刊：前几年大陆也拍了一些古装大片，票房可观但评价不高，你想拍的是什么样的武侠片？
侯孝贤：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拍出来才能知道。创作基本上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现在很多想法还没具体化，所以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人物周刊：内地张艺谋、陈凯歌的古装大片《英雄》、《无极》，似乎都不受认可。你对此有何看法？
侯孝贤：没有看法，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导演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
人物周刊：最近李安的《色·戒》大卖，同样改编张爱玲作品，你的《海上花》票房上并不尽如人意。你怎么看票房问题？
侯孝贤：李安的我不谈，谈别的吧。电影和票房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正要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每个人也不一定要做同样的事。
人物周刊：阿萨亚斯说你的电影都是在外国筹资的，是吗？
侯孝贤：差不多。从《好男好女》开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投资，在台湾没有肯给我投资的嘛。
人物周刊：台湾的辅导金制度对导演帮助大吗？
侯孝贤：我也有用到这个辅导金，后来很长时间不去申请了，让给别人嘛，你自己能开发外面的资金就去开发吧。不过我开发来开发去不是日本的就是法国的。（笑）
人物周刊：你说过，要背对观众拍电影，难道就真的没考虑过市场吗？
侯孝贤：如果想面对市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业化就商业化，无所谓，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你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个说故事的人，你同意吗？
侯孝贤：别人看可能更准吧，我就感觉自己是个野人，野人也可以有诗意的。拍电影需要自觉才能做好，有时候好像你知道很多，但我告诉你，什么都做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每个作者只要个性很强的话，都会给人诗的感觉。诗有什么不好呢？边缘是通往中间的捷径，在边缘才能凸现中心，这是大江健三郎说的，说得很准确。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电影和文学的关系？
侯孝贤：电影和文学不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有一种很个人的东西，那种累积出来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学的多样性，而电影是一个掠夺者、收割者。台湾有一句话叫割别人稻尾，就是割人家的稻穗，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割人家的，电影对待文学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拍的《海上花》也是改编文学作品。
侯孝贤：《海上花》比较特殊，很多人读不下去，有人硬攻，攻了三次都没读完，但我一看就爱不释手。这个是很典型的，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看透，我就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也不是说厉害不厉害，就是特别有感觉。
台湾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
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百分百非蓝非绿，又说永远站在政权的对面，那么，你觉得电影和政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侯孝贤：创作和政治是不相干的，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以前台湾也有束缚，不过我们照拍，也被骂得很惨。有时候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力和精神体力都消耗在那儿。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些东西还要去做，那就去做一个社会运动者吧。如果是要做电影，在艺术上做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想做什么片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做得别人都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但这种如果做得太深了反而没用，因为人家要能理解了才有用的。还有一点比较好玩，我参加过各种政治组织，知道了台湾的一些群体像新原住民所受到的伤害，这反而让我的事业更宽广，让我在创作上更有力量。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就看你怎么调节。
人物周刊：政府对于电影创作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才比较好呢？
侯孝贤：政府要做的只有他要怎么看待电影，对电影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个工业？OK；它是个文化？OK；两种都并容？也OK。如果真的认为电影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繁荣，就真的要下很大的心思才能做得到。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从以前到现在，台湾从来就没有过电影工业。你觉得呢？
侯孝贤：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才能称为电影工业，没有市场就没有电影工业。美国有，内地可能会有，但现在也还没有，还早。工业会有一个生产性，这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它的体系非常庞大，要动用的东西非常多。我感觉这与台湾在电影上要扮演的角色不太适合。
如果从电影工业这个角度来讲，台湾电影要找另外一个途径，培养一种另类的、跟主流有所区别的、一种实验性和开发性的电影小工业。而且，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需要一些小的开发性的电影。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电影院线被好莱坞占领之后，你认为台湾电影的路应该怎么走？
侯孝贤：台湾跟大陆不一样，跟香港也不一样。台湾还是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就是偏远的地方反而能保留一些比较纯正的东西。台湾的这个特色，可以让它在华人电影世界里占有一个研发、实验的功能，这对华人电影有一个梳理和促进的作用。一个成熟的大市场里，要有大片，也要有小片小制作的生存空间。但现实是，有时候可能要赔钱的，导演要把房子卖了来抵押。
人物周刊：对于新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侯孝贤：刚开始拍电影都是有困难的，要看你怎么做。我们以前拍电影的门槛是更高的，现在的门槛低，用DV什么的就可以拍。关键问题还是那句老话，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非拍不可？这个是point，不是说看别人拍什么好我也拍什么。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对虚荣的诱惑，因为这一行的诱惑是非常大的，你常常会在其中改变了方向。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拍的电影是上去了就下不来，他们想的只是如何赚钱。
人物周刊：最近拍的《咖啡时光》和《红气球》，都是命题作文，这种工作方式哪些地方吸引你？
侯孝贤：与其花时间想去拍什么，还不如直接领人家的任务去拍吧。这个最快，而且别人还给钱。
人物周刊：跟你以前拍的那些电影有什么区别吗？
侯孝贤：这些都是在国外拍的，跨国文化，当然不同了。电影是呈现生活的细节，你对日本了解吗，他们的生活价值、生活习惯？这些你都不了解，法国就更不了解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不可以拍呢？我就决定试一下。
采访结束后，侯孝贤立刻起身，用粤语说：“我要去吸烟了，不吸头晕得很。”说罢，排开众人径直走出去。转眼间，他那矮小而有些苍老的身影就淹没在年轻学生的人潮之中。
（感谢卓伯棠先生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