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马圈】王受之专栏 边缘状态

我认识很多设计师和建筑师，当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像弗兰克·盖里、查尔斯·摩尔、埃里克·欧文·莫斯、矶崎新、黑川纪章等。他们中大部分是因为工作认识的，像是设计国家大剧院的保罗·安德鲁，是在研讨会上认识的，谈得很投机；有些是因为项目认识的，像是畏研吾，我当时是甲方请的顾问，和负责设计的他讨论设计，因此熟悉。少部分人和我的结识则完全和专业没有关系，认识现在举世闻名的大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 1946-)就是出于偶然的机遇。

这要从我早年去德国谈起。我第一次去柏林是1994年秋。1987年我刚到美国，两德还是对立的。我很关注德国，毕竟在学院的授课内容涉及德国的部分很多，经常要提到包豪斯、乌尔姆、魏玛、德绍、柏林。东德封闭后，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弄清楚，德国统一后，有了去看看的可能，我就动了去德国的念头。那一年副院长理查德·赫兹（Richard Hertz）通知我：几个法国和德国候选人申请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需要我们去面试，问我是不是想去德国走走。这个建议正中下怀，我立即安排好课程，就在11月份去了。先去巴黎工作了几天，然后去德累斯顿看朋友，再开车去德绍、莱比锡、波茨坦，最后到柏林和赫兹汇合，继续工作。

理查德·赫兹是德国犹太科学家的后代，家庭显赫，他的伯父是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Ludwig Hertz，1887-1975），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曾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1857-1894），频率单位就是用他命名的。我看过照片，理查德·赫兹和曾祖父、叔父几乎长得一样。我到学院教书也是直接由赫兹决定的，合约也是和他签署的，很投缘，他把我引入国际艺术、设计的圈子，至今我依然很感谢他。

到柏林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的面试工作告一段落，赫兹说要找个做设计的朋友吃饭，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自然听从安排。他说那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好朋友，是个波兰犹太人后代，叫做丹尼尔·里伯斯金。当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建筑师，在苦苦地设计着他的一个项目—柏林犹太博物馆。我们晚上7点多钟来到靠近柏林动物园附近的大火车站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伯斯金和妻子妮娜带着两个儿子在等我们。当时的妮娜是个令人惊艳的貌美女子，她对里伯斯金的影响很大，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英俊可爱。我们坐下点菜，开始聊里伯斯金的设计。里伯斯金夫妇是我见过的大建筑师、设计师中最能够讲话的一对了，他们学养很好，有美国和德国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又有文化涵养。他们几乎滔滔不绝，经常是我和赫兹问一个问题，他们讲半小时，思路清晰而尖锐，特别是妮娜，可以说有点咄咄逼人，完全没有给我们说话的余地。

解构主义当时刚刚冒头，弗兰克·盖里、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奥地利的“蓝天组”都处在冲刺阶段，他们的重大项目都还没有建起来，里伯斯金的犹太博物馆也处在建造和调整阶段，与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处于边缘时期，脑子里的东西很多，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没落和解构主义的崛起，希望能够参与大潮。

我们谈到犹太博物馆的设计，里伯斯金在餐巾纸上用钢笔画了几个锐角的闪电形状给我看，说是要像“鞭子”一样让人难以忘却。我感觉到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有种要给历史教训留下深刻“鞭痕”的决心。在后现代主义末期，他处于圈子之外，希望进入建筑核心的圈子，有一种边缘状态的饥渴，而他充满智慧、平和却坚韧，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里伯斯金现在是国际建筑大师，除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他还设计了一系列重大的项目，比如都柏林的大运河剧院、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哥本哈根的犹太博物馆、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都是他的作品，现在正在建造的纽约911地块上的新的世界贸易中心的规划也是他的作品。

他的英语非常流畅，但是有口音，问他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他说是在1959年，属于战后美国最后一批接收的欧洲犹太难民。那天晚上我们吃饭的餐馆人不多，旁边有个老人在拉手风琴，我看见里伯斯金不时倾听，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手风琴，何不去演奏一首。他笑笑，过去用德文和老人家说了几句，就把手风琴拿过去，坐在那里演奏起来。那是一首犹太人的歌曲，渺远而忧伤，他的演奏简直是音乐家的水准。我问妮娜他怎么拉得这么好，妮娜说，在学习建筑之前，他是一个手风琴演奏家啊！1953年他就在波兰电视台上演出，1959年还曾经和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同台演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