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半百

从去年开始，我所熟悉的一些人物，陆续度过了他们的五十岁生日。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于我，基本上类似于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大多出生于1962年至1964年之间，在高考恢复的前几年，即踏入校园，在15岁至17岁的早慧之年，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思维训练，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积极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诗歌的激情、文化的激昂，在九十年代因为各自的原因，又出现分野，留在高校执教的，大多在激情之后，回归思想的宁静和理性；而随着“92派”们下海的，则做起了生意，如今成为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商业规则的驾驭者、遵从者。

作为1970年代末的生人，在大学，我正好是他们留在高校那拨人的学生，在我空白的、一无所知的内心里，他们得以写下他们思想的宽广，留下他们价值观的新锐；当我进入社会，他们又正好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某种机缘，得以与他们交上朋友，聆听他们的声音。

大致上可以说，因为年龄或者因为那个时代的一些气息的熏染，他们这些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父亲那一辈的威严和老师的拘谨，他们可以称兄道弟，更像是兄长的扶持而非父执般的训诫；在交往中，他们比前一代人更平等，更放松。我得益于这样的一群人多矣，但我亦得感叹：他们也五十岁了！

去年10月，我们师兄弟几个返湘，给研究生导师孟泽过生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再次重温了在我们青春中最美好的那些日子里，所住的一些地方，所活跃的一些场所，像所有庸俗的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发表一些物也不是、人也已非的感怀。想起当年，老师是如何的思想激荡，我们又是如何的岁月不知老、草木不知秋。在我离校十年的时间里，我与我的导师能够经常保持联系，有时通话长达1小时有余，见面又如兄弟，我把这归结为他的年轻。因为他的年轻，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能够在情感上与他对应，在理念上与他对接。

去年12月，我与作家麦家去了趟建川博物馆，我们在车上聊，宾馆里聊，谈各自的一些想法、打算。这些年我们见面很多，好几年前在北京密云的一个酒庄里，我们晚上喝红酒，清早则沿着葡萄园的小径散步，他告诉我说“一个作家要允许自己写失败的作品”。我不敢妄称作家，只敢说自己对文字还有点敬意，我一直记得他跟我分享的这句话，因为一个老师傅愿意在小学徒的面前袒露他的失败，他的缺点，而不是炫耀他的技艺，这就是一种亦师亦友的真诚。建川之行结束后，他送我上车，很正色地给我布置任务，我也催促他赶紧完成他的第一部爱情小说。一个在谍战领域教父般的作家，能够转身终于去写爱情，这值得期待，也说明他还很年轻，虽然他也在前不久50岁了！

今年1月初，我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与莽汉诗派的李亚伟、撒娇诗派的默默晒了几天太阳，撑了几天胃。亚伟与默默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少年英雄，他们在20岁左右的年龄就写下了对于时代、历史与前辈诗人的反动。他们既莽撞也撒娇，虽年轻却经典，被我们这一代的人奉为血缘上的“文学先父”，但又确实是精神上的兄长。如今，他们像候鸟一样，冬天西双版纳，夏天香格里拉，他们的身体已经学会了适应季节的变化，就好比早些年他们已经学会了在商业上要适应市场经济一样。他们曾经很愤怒、无羁，如今他们很可爱、可亲。他们已经把愤怒与无羁交给比我们还年轻的一代了，但他们把可亲与可爱留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朋友。

就在前几天，在我们与南方周末合办的一个盛典上，评论家李敬泽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晚宴结束后，敬泽带着酒来我的房间，我们几个小酌到凌晨一两点。我感慨他也迈入知天命之年，但想想又很顺理成章：他成名太早，有时候我们何尝不早就把他当成文坛老夫子、江湖老大哥了呢？我一直喜欢看《水浒》，它是我长年的枕边书，我喜欢《水浒》中那种在天地中行走，独自一人有孤独、却又合伙一群闯乾坤的豪迈（诗人雷平阳就几次说过要送我一幅字，上书“快活”两字），但我在写这篇短文之时突然意识到：我似乎从来没有留意过《水浒》中带头大哥晁盖、宋江的年龄问题。事实上，在那个江湖里，他们激越激昂，青春不老，干一些只有少年才干得出的青春之事，但同时也干的是一些有阅历有见识的人才干得出的大事。我想，上述几位，就是活在《水浒》中，至少我希望他们活在《水浒》中，活出人生快活的精神来。

需要说明的是，本期我们的封面人物丁当，也恰好五十初度，他的青春故事，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一一呈现。有关他的那些事儿，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另文表达，这里不做赘述。

谨以此，向几位50岁的师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