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后代 回望丰子恺

很多人看来，丰子恺的盛名之下，其后代的生活必定非常风光。实际上，丰子恺一生慷慨，画作随手赠送他人，留给后辈的作品寥寥无几。多年来，从丰子恺的身上，后辈们得到更多的是耳濡目染的文学气质和淡泊名利的品性修养。

从深秋进入初冬，陕西南路39 弄的银杏叶逐渐泛黄。阳光透过雾霾撒向叶面，把整条弄堂都映衬得金灿灿的。为这景观所吸引，路人纷纷钻入半掩的铁门，用手机或单反留影。最高的银杏树下有一块牌子，上书“丰子恺旧居”。

底楼昏暗，扶梯更昏暗，走到二楼却豁然开朗—那棵银杏树正对窗台，一片金色洒在眼底，特别醒目。“上世纪80年代，这棵树就在了。但能长这么好看，真是没想到。”宋雪君笑言。

窗台上摆着几只巴黎水的瓶子，里头插了几条枝叶。旁边的笔筒里则伸展出朵朵雏菊来。“都是读者送的。”宋雪君说，近些年，丰子恺的粉丝呈“井喷”之势，到旧居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有人朝书桌旁一坐就是大半天。我问他想什么，他说空气中有灵气，他正与大师神交—蛮玄的。”

在这栋名为“日月楼”的楼房里，丰子恺度过了最后二十一年，并完成《护生画集》，“灵气”一说似非虚妄。但对丰家后人，此处又是一个伤心地。丰子恺故去后，他们陆续迁出，前几年才赎回一部分，向公众开放。

平常，日月楼很安静。丰子恺习惯早起，作画、写字、撰文、译稿，沉浸于文艺世界。妻子则坐在一楼过道的桌子旁收拾丝绵被、丝绵袄。午觉过后，孩子们在屋子里疯玩， 骑车、打乒乓、跟猫玩，上蹿下跳，丰子恺则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在一旁看着。

宋雪君 丰子恺外孙，丰子恺旧居主要负责人。

1

宋雪君为“丰子恺旧居陈列室”负责人之一，他母亲丰宛音是丰子恺次女。另两位负责人杨朝婴、杨子耘姐弟，则是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孩子。丰子恺育有三子四女，陈列室里的一张图表清楚地标明了他们的生年、排行和职业。

自2005年起，丰子恺的儿女相继过世，如今唯幼女丰一吟健在，而85岁高龄的她也很少走动了。旧居事务实际由丰子恺的孙辈打理，宋雪君、杨朝婴和杨子耘轮流值班—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名字都是丰子恺亲自取的，各有含义。

周三到周日，日月楼对外开放。说是十点开馆，但往往一大早就有访客，因此，负责人会打个提前量。

和那些暮气沉沉、光线昏暗的名人旧居不同，这里窗明几净，布置宜人。除了生平介绍、手稿展示等，还有书籍、自制纪念品等，例如印有丰子恺漫画的贴纸，可以贴到交通卡背面。

接待者也活泼健谈。宋雪君聊着聊着，就将来客引到梯形阳台的角落，指着一张短得出奇的床卖关子：“丰先生身高1米74，他的睡床却只有1米58长，为什么？”

丰子恺离世时他已成年，加之耳濡目染，对前尘往事有完整而清晰的记忆和了解。“外公这辈子最看重的房子有两套，一是缘缘堂，再就是日月楼。”宋雪君说。可惜，房子和房主都命运多舛。“缘缘堂是房子没了，人还在；日月楼呢，房子在，人没了。”顿了顿，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还是‘房子没了，人还在’好点，毕竟人最重要啊。”

1926年，丰子恺入住上海江湾镇永义里，弘一法师为该住所取名 “缘缘堂”。1933年春，丰子恺拿出多年积攒的稿费，回老家桐乡石门湾，在老屋后造了一幢三开间小楼，以之为缘缘堂“实体”。自此，他往来于上海、杭州、桐乡间。抗战爆发，丰子恺举家逃难。1938年初，缘缘堂遭日军焚毁，他写下《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控诉。

1946年，丰子恺携家眷南返，定居杭州。1948-1949年游览台湾、厦门。谁料局势变化迅猛，赢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已尽入解放军彀中，丰子恺闻讯急返上海。“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丰一吟后来解释道。

起先是暂居，经常搬迁且环境欠佳，不少家人患上了病。丰子恺本人两次病倒。1954年9月，他用六根“小黄鱼”顶下陕西南路39弄93号长乐的花园洋房，阖家迁入。

长乐邨建于1925-1929年间，原名“凡尔登花园”，是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联排别墅呈行列式布局，分成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孟莎式坡屋顶洋房，清水砖、梯形阳台，糅合了法国和西班牙风格。

因室内有透明天窗，可观日出、赏夜月，丰子恺给新家取名“日月楼”，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一联。翌年，国学大师马一浮配上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手书相赠。

刚开始，日子是比较温顺的。当时的景象可以在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里窥见一 二 —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甚至这以后好些年，上海“上只角”依然流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们看好莱坞电影、听古典音乐、跳交谊舞，仿佛老上海永驻。《繁花》所言的范围包括复兴中路、茂名南路、陕西南路、长乐路等，属原法租界。长乐 亦在其中。

平常，日月楼很安静。丰子恺习惯早起，作画、写字、撰文、译稿，沉浸于文艺世界。妻子则坐在一楼过道的桌子旁收拾丝绵被、丝绵袄。

节假日，家里就热闹了。“我们六七个小学生、初中生每星期天都去外婆家，放寒暑假干脆住那里。”杨子耘说。二楼北房曾搭出条“大通铺”，给孩子们睡觉。

杨子耘和小伙伴通常早早做完作业，随后“完全彻底地玩”。他们骑自行车，将底楼客厅的大餐台拦张网改作乒乓桌，兄弟姐妹轮番上阵。小猫阿咪也是好玩伴。

丰子恺爱猫是出了名的，写过散文《阿咪》，还配了幅漫画插图，讲述这只小白猫的种种趣闻。杨子耘喜欢逗阿咪，例如，“把纸袋套到它头上，看它不断后退，想钻出来，或连连转圈。”

冬天，阿咪钻进杨子耘的大衣取暖，“任你怎样走动，它都赖在里面不出来。”

无论玩得多疯，上午孩子们绝不贸然去二楼，“都知道那是外公的工作时间。”睡过午觉，约摸下午3点，丰子恺拿出紫铜暖酒壶灌入黄酒，佐以花生米、笋干等小菜，边小酌边看世相。

“我们上蹿下跳他都不响的，乐呵呵看着。”如果幼子丰新枚来了，会坐到钢琴边弹几曲老歌，丰子恺微笑聆听。

在孙子辈眼里，丰子恺幽默、慈祥、随和，富有生活情趣。

这和教育理念有关。丰子恺推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据其幼女丰一吟回忆，他非常珍视童真，任凭孩子随天性发展，从不横加干涉。在《我的漫画》一文里丰子恺也坦陈憧憬童年生活，认为“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儿童才算真正的“人”。

家中孩童自然是最合适的观察对象。杨子耘的母亲丰陈宝生于1920年，为长女，激发了丰子恺许多灵感。《阿宝赤膊》、《阿宝》、《兴味》、《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爸爸还不来》等作品均以她为原型，“阿宝”的形象流传深远。

晚年，丰子恺与丰一吟合作，翻译或撰写《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音乐的基本知识》等著作。杨子耘的名片背面是一张照片，画面中，他和姐姐站在外公身边，听他讲解毛笔字。丰子恺的儿孙不乏搞理工科的，但同样多才多艺。学计算机的宋雪君就写得一手好字。

让丰子恺最痛苦的，是“黑帮”的帽子连累了子孙—丰一吟挨过批斗，丰新枚是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原定出国深造，最终却分配到石家庄当工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孙子辈的宋雪君、杨子耘等， 连插队都去了最艰苦或最偏远的地方。

杨子耘 丰子恺外孙，丰子恺著作权代理人。

2

宋雪君、杨子耘生长于1950年代前后，彼时上海的氛围正不可逆地转向。1954年起，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底，“公私合营”基本完成，私营经济瓦解。“上海资本家”正式成为历史名词。

经济的巨变重塑着生活方式。《繁花》从侧面描摹了其过程—尽管“资产阶级小姐”尚能邀三五好友拉起厚窗帘偷听音乐或跳舞，但她明白，这只是落日余晖。

丰子恺的感受没那么直接，然而，他已失去了做“自由职业者”的土壤。命运的主动权悄然易手。宋雪君后来才知道，建国初外公就写过“思想检查”，1956年底画漫画讽刺某些社会风气，“反右”中“侥幸漏网”。

1959年“大跃进”期间，长乐 外长长的围墙上涂满“大炼钢铁”的宣传画。日月楼却像世外桃源，丰子恺安然自在地享受天伦之乐，与大环境反差鲜明。其实不久他即受批判，只不过从未在小辈面前表露。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身份也保护了他和家人，并为孙辈创造了一个相对“非主流”的青春期。

“文革”爆发，丰家大难临头。当时宋雪君正读高三，一天语文课上组织学生批判“大毒草”，拿到文章他愣住了：竟然是外公的《阿咪》！“他们说‘猫’影射‘毛’，是恶毒丑化领袖。”丰子恺被列入“上海市十大重点批判对象”。造反派两次抄家，书籍、毛笔、字画、相册、电视机损失殆尽。批斗不计其数。随后，抢房的来了。

据学者研究，“文革”初上海刮过三波“抢房风”，造反派喊着革命口号强占私宅，花园洋房、高级公寓汇集的原法租界首当其冲。《繁花》记叙了前资本家如何被扫地出门，老作家靳以之女章小东的自传体小说《火烧经》也详录了自家及亲友遭“抢房”的经历。章家原住茂名公寓，步行到长乐 仅需几分钟。

丰家将底层退租，让出了客堂间、吃饭间、磨子间，家人连同保姆则挤进二楼和假三层。丰子恺在半个梯形阳台上安放了一张小床，每夜蜷缩于此。

对丰子恺的批判也连累了子孙。丰一吟就挨过批斗，丰新枚是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原定出国深造，最终却分配到石家庄当工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孙子辈的宋雪君、杨子耘等，连插队都去了最艰苦或最偏远的地方。1975年丰子恺逝世时，杨子耘身在黑龙江农村。接到母亲的报丧信， 他不禁悲从中来。

1978年杨子耘返回上海，顶替母亲丰陈宝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同年，丰一吟带着母亲乔迁漕溪北路。丰子恺长子丰华瞻一家也以调房的方式离开。旧家具全搬到了浙江老家。

“当初是不想再回来了，伤心之地啊。”宋雪君感叹。他1973年返沪，分配到汽运公司开大卡车。1984年，宋雪君赴日本留学钻研电子技术，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计算机系，算国内较早的“IT人”。母亲丰宛音为上海复兴高级中学语文老师，直到退休。

随年华老去，儿女们对丰子恺的思念日益加深。丰宛音曾编撰《丰子恺故事集》，写过《父亲丰子恺轶事》。丰一吟更是撰文著书不遗余力，是“丰子恺热”的重要推手，她与大姐丰陈宝一起跑图书馆，复印抄写资料，编辑出版《丰子恺文集》（7卷，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及《丰子恺漫画全集》（16卷，京华出版社）。重返日月楼的打算于是浮出水面。毕竟，丰子恺在这儿居住二十一年，留下了《猎人笔记》 、《源氏物语》等译著，以及《庆千秋》 、《瓜车的今昔》等画作。

尤为重要的是，“文革”中他躲在阳台的角落偷偷画完《护生画集》第六册，了却了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嘱托。2012年弘一法师圆寂70周年，李、丰两家后人在泉州相聚纪念。言谈中，法师后人对丰子恺的执著颇为感念。两家后人也决定今后多联络，共同传播祖辈的精神财富。

丰子恺没有给小女儿留下任何一幅画，唯一留下的字，是丰一吟十二岁那年丰子恺送给她的。那是一幅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3

丰家采取了“两步走”策略。2003年，丰一吟致函卢湾区政府，经区文化局调研和文物登记，日月楼挂上了“丰子恺旧居”的牌子。2008年底丰家，以350万“赎回”二、三楼的使用权，出资人是丰新枚在香港的小儿子。按规定赎买者须持有上海户口，所以他未具名。丰家本想把底楼一并收回，无奈住户要价太高，只能作罢。

二楼和三楼共65平米，之前有两户。“东边那间是一对小年轻，房间经过装修，改动相当大。西间好得多，基本保持原貌。”参照西间，再根据丰一吟的记忆，原貌逐步呈现，家具也从石门湾运回。

落地玻璃门、窗栏、书桌、小床、旧藤椅、老式吊灯、笔墨纸砚，日月楼修旧如旧。唯独墙壁颜色略作调整，因为丰一吟认为过去太绿了，“淡一点才好看。”

丰家人商定，旧居不住人，免费开放，由第三代轮流值班。所幸租金不贵，每月150元，电费多些，但普通家庭尚能承担。2010年3月，丰子恺旧居陈列室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来可以从容些，但小阿姨（丰一吟）着急，担心等不到那一天。”宋雪君说。

早些年，丰一吟经常到日月楼来，为参观者介绍丰子恺当年的生活点滴。这几年，丰一吟的身体不如从前，走动也少了。正因为如此，丰一吟越发珍惜自己的时间。今年85岁的丰一吟是丰子恺的儿女中唯一还在世的。所有子女中，丰一吟和丰子恺相处最久，还一起合作翻译过很多作品。

至今，丰一吟仍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徐汇区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丰子恺一生慷慨，画作随手赠人，最后留给女儿的只有一字—画一画实际上是二哥丰元草送的，名为《一叶落而知秋》，画的是两个小孩看着天上的落叶，旁边有一妇人摇着折扇。

丰子恺留给小女儿的一幅字，则是丰一吟十二岁那年，丰子恺写来勉励她的。那是一幅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岁月不待人，成了丰一吟对自己的策勉。1975年，丰子恺去世后，她辞掉翻译的工作，开始潜心做父亲作品的研究、整理，并重新拿起画笔临摹父亲的绘画。多年来，她和亲人们整理了父亲四千多幅画作，出版了数百万字有关父亲的作品，积累了国内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丰子恺的资料。

1984年8月19日，丰陈宝和丰一吟发起成立“丰子恺研究会”。经过多年积累，到2008年，《丰子恺全集》的编撰工作也展开了。该全集囊括了绘画、散文、论著、诗词、日记、书信，工程浩大，预计2015年可以出版。而一套18卷的《丰子恺译文全集》，也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今年出版。

“丰子恺研究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操作OCR、PS软件将文稿、书画电子化。他们对丰子恺的了解由此大大加深。宋雪君坦陈，晚年丰子恺“很闷”，小辈并不清楚他的想法。最近阅读“文革”中他与丰新枚的通信，才发现老人思虑得很深。

《梵高生活》的适时重版算是一种告慰。此书作于1929年，是国内首次全面介绍梵高，已绝版数十载。杨子耘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丰子恺这本书的复印版， 并将其交给了出版人南山。

南山与丰家颇有缘分。四十多年前，刚上小学的南山住在外公外婆家。外公喜欢丰子恺的诗画，家里就留有一些。南山刚开始认字，便时常去翻看外公书柜里的藏书。一天，南山翻出几页丰子恺的画，画上是一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大人。那几页画的配诗尤为有趣：“西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路上看见马骑人，两只小船摇进巷。” 

南山闲下来就琢磨，都说东边出太阳，怎么诗里却是西边出太阳？太阳应该是红的，为什么这个太阳却是绿的？从来只有爸爸抱孩子，怎么是我抱爸爸呢？只听说人骑马，为什么诗里说的却是马骑人？小船应该走水路，怎么又摇进了巷子里？

原来，这是一本画给幼儿看的画册，是特地让幼儿来纠错的。

这首诗中的乐趣让当时还是孩童的南山再三回味。但也正是这首诗，让丰子恺在十年浩劫中吃尽苦头。因为“画里有话”，又和“东方红，太阳升”唱反调，这幅诗画被认定是反党反革命的典型。“文革”期间，丰子恺的诗画被禁，而关于丰子恺的记忆，也就被尘封在了南山的脑海之中。

1982年，南山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编辑，便得知社里有丰子恺的后人—丰子恺的女儿丰陈宝、丰一吟都在译文社做过编辑，她们退休后，便由丰陈宝的儿子杨子耘接过了班。南山也得以和杨子耘成为同事。

因为两人年纪相仿，南山亲切地称之为“小杨”。在南山眼里，“小杨”全无名人后代的做派。“丰子恺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但杨子耘却从不以名人后代的名号自居。”

杨子耘内敛、耿直，做事认真，待人诚恳。他和南山相识三十余载，“从来不把自己当回事”。

长久的接触下，南山感受到丰家后人的诚恳、幽默、豁达，让他惊讶的是，这与丰子恺留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闲暇时候，他也听杨子耘谈掌故，了解到他们致力于搜集、整理丰子恺遗作。

身为出版人的南山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再把丰子恺的作品重新介绍给大众。“丰子恺的文化造诣横贯中西，在诸多文艺领域均有建树。”南山一直在想，是否有一个新的领域是人们尚未了解透彻的，能向人们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更多人了解丰子恺的另外一面。

有一回，杨子耘和南山闲聊时说起了前些天找到的一本旧书，是八十多年前出版的，里头介绍的都是外国的科学和文学。其中就有一篇文章，说的是画家梵高的生平故事（当时称为“谷诃”），撰文的正是丰子恺。南山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便嘱托杨子耘将这本书带给自己。

看完书后，南山很是惊讶，“丰子恺的画作充满天真、童趣，梵高的却绚丽、激烈，没想到他会写他！”紧接着是惊喜，“丰子恺很重视向大众传播新兴的画家、美术思潮，那一代文化人，是中西合璧的。”

南山当即决定要将这本数万字的小书予以出版，配上梵高的作品，重现大师眼里的大师，同时向读者介绍丰子恺的另一面。

下定决心后，南山便开始查找资料。他偶然发现被认为是将西方画家梵高介绍给中国读者第一人的刘海粟，实际上比丰子恺还晚了四五年。“没想到，丰子恺先生才是国内真正第一个系统性地把梵高介绍给读者的人。”这个发现让他颇为欣喜。

于是，在南山的搭桥牵线下，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重新出版了丰子恺的这部作品。“梵高和丰子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佛教徒，一中一西，一冷一热。看大师眼中的大师，还原丰子恺不为人知的一面。”

事实上，丰家后人的生活并无大众想象中富有。他们的家境普通，过的跟老百姓的日子并无差异。在出版人南山看来，丰家后人都有一个共性—他们规避着名人后代这个头衔，刻意淡化着先辈的名声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印记。

4

《梵高生活》八十多年前第一次出版时只有两张图片，为了让这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新经典的编辑叶晚花了半年时间，找来梵高的八十多幅画作，作为内容的配图。原有图片仍然保留，作为新版的头两幅图片收入。

叶晚小时候就看过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还读过他翻译的《源氏物语》。接过《梵高生活》这本书的编辑任务后，她第一次读到了丰子恺编著的传记。“他的传记文字平易清远，以疏笔勾勒意境，与他的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杨子耘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在《梵高生活》已经排好版的时候。在叶晚的印象中，“杨老师很素朴，手戴佛珠，随和豁达”，全然没有名人后代的距离感。杨子耘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出版前还和叶晚专门就书中一些译名和文字进行了讨论。此书本是普及性质的著作，但它写于八十余年前，书中译名及个别字句与今天用法已有较大出入。比如现在众所周知的梵高（或凡高），当年就译作“谷诃”。想到丰子恺当年力求读者看得懂的心意，也为了方便当代读者，他们决定，译名改用通行译名，“谷诃”等原译名则另行注出。

做封面设计的时候，叶晚提出希望结合梵高和丰子恺元素的想法。此时，封面已选定梵高名画《有丝柏树的麦田》，腰封则截用《有丝柏树的麦田》素描，套起来有如未完成的油画，暗合“生活”这个带有进行时意味的命题。至于书名，原拟集丰子恺先生的字而成，但一时未觅得理想的字体尺寸。

叶晚偶然向杨子耘谈及此事，后者当即提出请小阿姨丰一吟来题字。更让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上午，美编就收到了丰一吟题字的电子版。“丰女士善仿丰子恺先生书法，年逾八十而笔力不减，令封面大为增色，也使我们的设计构想得以成真。”

“重新出版这本书，可说是打捞了丰子恺作品的一颗遗珠，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个走近梵高的普及读本。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印记。”叶晚说。

对此，丰家人深有感触。日月楼里专门有一处展示丰子恺著作，内容有文学、美术、音乐、建筑、教育、宗教等，可见其涉猎之广泛。清新优美深入浅出，是这些书的共同特点。丰子恺主张，书要让人读得懂。难怪逝世三十多年后，他的拥趸越来越多—2013年最动人的一本书首推《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这是九旬老人饶平如为纪念亡妻而作的画册。饶老先生说自己是看着丰子恺的画长大的，构图、用色都深受影响。

接下来，南山把丰子恺民国期间的画作列入了出版计划，“许多画，大众没有见过，更有趣的是，当时很多名流给他的作品写了序，当中就有郑振铎、丁衍镛、朱自清等人。”南山打算把这些名人作的序和丰子恺的画搭配在一起，“这样的组合也算是一个新的发现吧。”

《梵高生活》出版后，出版社也和杨子耘、宋雪君商量过，是否能给丰子恺的作品办个签售会或是沙龙对谈。但这些邀请都被两人婉拒，“我也很能体谅，这种高调和丰家的家风不符。”南山说。

有很多名人后代，趁着前辈的头衔还在，行事高调。但杨子耘、宋雪君虽然贵为名人之后，却从来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曝光，“几乎是躲着媒体过日子”。前几年，日月楼遭窃，引起很大关注，报纸、杂志、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挤在旧居里苦苦等候。逼于无奈之下，两人才出现在了镜头之下。“低调、谦和，我想这就是丰家的血液中传承下来的品质。”南山说。

事实上，丰家后人的生活并无大众想象中富有—“家境都非常普通，过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让南山最为钦佩的一点，“丰家后人都有一个共性—他们规避着名人后代这个头衔，刻意淡化着先辈的名声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印记。”

这两年，日月楼的人流量日益增长。访客来自世界各地，有慕名而至的，有偶然路过的，丰家人一一登记，积累了厚厚好几本。弘一法师、叶圣陶等人的后代也来过。很多参观者留言抒怀，其中一张写道：“十多年前，有幸在故乡桐乡造访缘缘堂，今日竟在上海偶遇日月楼，意外的美好遭遇。”

提起故乡，宋雪君感慨万千。2006年4月，家人将丰子恺的遗骨从龙华烈士陵园迁出，归葬桐乡石门，散居在北京、香港、日本、美国的后代都赶来护送。按江浙风俗，一路上家人不停地跟先生讲话，告诉他“这是高速公路、边上开过的那辆是宝马车、现在到了哪里、有哪些风景”宋雪君想，外公一定听到了、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