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冯仑出牌 立体城市是我的收官之作

在人类的商业史上，有一些人之所以能被记住，注定与财富无关，皆因他们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比如亨利·福特，比如乔布斯。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正试图挤进这个行列。他手上的筹码是立体城市。从五年前被认做天方夜谭，到现在项目呱呱坠地，这一次，谁又敢说冒险家冯仑完全没有胜算？ 

冯仑 万通集团董事长、立体城市创始人。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并拥有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学位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学位。他于1991年创办万通并担任董事长至今，著有《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发起或参与发起万通公益基金会丶华夏爱佑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壹基金等多个知名公益组织。

“冯仑是思想型地产商、顽主型企业家。他用立体城市概念为解决中国大城市病开路；他秉持一以贯之的信念，为人生和企业寻找社会增量，将现代治理引入公益事业。冯仑以社会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在中国再改革时代探索改造社会的新支点，示范民营企业家如何扮演建设性力量。”

这是南方周末“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给冯仑的致敬词。其中提到的立体城市，最受外界关注。在它最早的宣传片中中，所谓立体城市，20层楼居住，30层楼做花园，40层楼做酒店大堂，50层楼顶做个西红柿农场，一栋楼内，五脏俱全。绿芽从大地萌发，男女在这里相遇，水管里流出的不是水，是奶！在电子化的绿色城市里，帅哥靓女们用手指点造出一个个梦幻空间。

“我既不是规划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什么专家都不是，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一部分，这就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就是企业家的事儿。”54岁的冯仑，地产思想家，依然没有丧失做梦的能力，他要把立体城市做成自己的收官之作，“到60岁退休的时候，能把这个梦想实现，我就知足了。”按照冯仑现在的状态，60岁就能消停了吗？真的很让人怀疑。 

救 赎

冯仑讲情调:“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 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记者采访时，冯仑正和同事讨论如何在线上推广立体城市。受到比特币交易火爆的启发，冯仑想发行一种虚拟货币。这事儿听起来很“不靠谱”：“这种虚拟货币一定要可兑换，因为立体城市的发展不是全国到处都有，没有的地方玩完了以后怎么和有的地方交换，这样就有一个汇率。”

提到汇率，冯仑又像是一位金融学家。比如，北京的一万个单位的虚拟货币如何兑换成西安的，要通过货币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如果西安的人大量抢购我们的货币，说明这个地方的立体城市开始要火了。通过这种线上游戏试验，哪个城市玩火了，哪里就可以做立体城市。这样也可以计算未来的消费市场。”他甚至设想，用这种在线游戏奖励房子，玩到某个等级，直接奖励一套立体城市的住房。

你信了吗？有人信，且都是商界大腕，其中有曾经的首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冯仑凭什么打动了刘永好？那是因为冯仑“特别多梦，海南梦破裂之后，冯仑又在北京、又在全国做梦，非常有想法。”为了说服刘永好，冯仑给刘永好的越洋电话不断。

“冯哥想法很特别，从野蛮状态回来了，现在要做梦想未来，结果他这几年不断研究、不断深化、不断考虑，把梦想做成现实。”刘永好比冯仑大8岁，但他还是管冯仑叫冯哥，在正规场所，他还严肃地称冯仑为“冯仑同志”。“他在为把梦想变成现实做准备，经过两三年努力现在展现给我们，这个蓝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实践价值的”。

冯仑的梦，源自一本书《中国梦》。据说这本书是一位传奇人物在海外潜心写成的，书的作者，被他描述为神人。“这是本天书，很难看懂。”作者完稿后将书稿给他，书中写到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房子，用建大房子的思路来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

作为在地产界跌打滚爬多年的商人，冯仑立即意识到其中的价值。为了弄清作者的思路，冯仑将他请到万通中心附近的韩餐馆吃饭，二人成为朋友，开始讨论起被外界称为乌托邦的狂想来。

说来论去，还是冯仑最后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将大房子浓缩为四个字：“立体城市”。

任何点子的迸发都不是空穴来风，多年来，“思想家”冯仑一直在反思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弊病：城市建设摊大饼，功能越来越混乱，环境污染难以支撑可持序发展，城市陷入开发怪圈，到处大拆大建，开发商乐此不疲地帮政府卖房子。冯仑自己，也身陷其中，他要实现自我救赎。

对公共空间公共话题的关注，是思想家冯仑身上的标签。不过，在这个商人长时间被污名化的国度，在某些人眼里，冯仑还是个地产商，“他永远是背着黑锅的企业家，因为房地产被打上了不该被打上的烙印，这个领域的企业家被冠以不好的名称：黑心开发商。”对于社会对地产商的看法，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CEO郝杰斌无奈地说。

立体城市不仅是地产，还涉及产业支撑、社会管理，这是一个体系。“怎样让土地更节约，让城市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有产业支持的可持续发展，在节能环保方面做得更好，发展低碳城市，让社会管理更加和谐有序，这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为了落实乌托邦，冯仑专门去了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取经，研究密度到底多高大合适，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基本关系等等。上世纪90年代，冯仑作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重要创始人，研究是他的专长，重新开始研究一项新的课题，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五十多岁的冯仑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专程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政府学院读了MPA，在几乎没有老师相信他能坚持下来的情况下，他规规矩矩地住在学生宿舍，自己动手做饭，读完了整个课程。

冯仑不只是一个闷头研究搞学问的书生，去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宣讲节能低碳之前，他在北京前门的天安时间画廊做了一个未来城市艺术展。为了壮大声势，他请来了线性城市鼻祖：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 )，保罗一辈子都在研究线性城市，线性城市是围绕交通来组织城市，而不是摊大饼。

由于这次展览，冯仑的立体城市定格于世人面前。

“我们把建筑做得像山一样，里边是空的，有水。这就是我们想象的未来立体城市。” 通过这次展览，心里有了底气，他将展示搬到了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大会上。2009年12月8日晚，冯仑在哥本哈根正式提出新兴城市建设计划：在一块大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600万甚至1000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到20万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

“我的职责不是做房地产，我创造的是微城市、好生活，建立产业主导、混合功能、步行城市、低碳城市和和谐的社会管理模式。”说这些话时，冯仑提了提眼镜，身高近一米八的西北汉子，眼神里有书生对理想的憧憬，也有企业家的坚毅。

最近在一个场合，白岩松给了冯仑一个新头衔：“哲学家冯仑”，而当天冯仑谈论的话题是：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公共审美？某种意义上，城市发展也的确是个哲学问题。城市与人之间，除了最直观的空间关系、绵长的时间关系，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心灵联系。对于一座城市的思考，归根到底，是人对于自身存在方式、存在意义以及人性的思考。

“看得见未来的人才有未来”，这是冯仑近期爱说的一句话，不是永远正确的废话，是对后来人的真心肯定，也代表了他思想的前瞻力。后面还有句话：“欢呼未来的人创造未来”，泄露了冯仑的某种雄心。

“竖向发展，大疏大密，产城一体，资源集约，绿色交通，智慧管理”，这是冯仑为立体城市计划定下的口号和方针。有趣的是，冯仑引入了现代物理多维空间的概念，他将立体城市与目前中国通行的摊大饼式的二维扩张模式对比起来，强调时空分布的独特性。

多维空间理论里，现代物理学家认为宇宙是十一维的，神秘论者由此联想，不同维度空间有智慧生物甚至外星人的存在，而在立体城市里，冯仑将地球上不同物种和产业拼凑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也印证了这位企业思想家思维方式的多元、奇特和殊异。

如今，西安西咸区的立体城市项目已经落地，投资规模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用地面积1.57平方公里，预计5到7年完成建设。

造 梦

冯仑有血气:“人在江湖，杀人是正常的，不杀人反而成了异类，就像一头狼，不会吃肉，一个劲地吃草是很危险的—做吃人的狼不做吃草的羊。”

某种意义上，建筑是人类的时间坐标。它比人生更绵长，比心灵更坚固，它把无形的时间，变成了有形的沧桑。所以荷尔德林说，要“诗意地栖居”。

冯仑的诗意是向上生长的。他当然也明白，城市首先还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存在物，方便、实用、经济，满足人的各种实际需求，是城市存在的形而下意义，然后，才是诗意。

他把立体城市比喻成向上生长的有机综合体。“第一是很紧凑，往上生长的。通常的城市都是摊开的，大得到了里面都很不方便。比如从南三环到机场，你不预留三个小时都不敢出门。三个小时你要找不到厕所前列腺都保不住。”保不住前列腺的城市谈何诗意？

“我们是用传统的七分之一的土地去达成传统发展的百分之百的目标。就是说，过去用7平方公里做五百万到六百万平米建筑，

现在我们只要用1平方公里就能完成，同时还将规划摆得非常好，让人在里面感觉到很舒适，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

最让冯仑有成就感的，是他提出的产业先行，这有别于当前土地财政主导下盛行房地产先行模式，造成城市化就是房地产化，“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过多依赖房地产，变成了圈地，房地产导向最后导致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无限扩张，而我们会把城市发展模式变成产业导向，然后产城结合，混合功能。”

立体城市的执行中，冯仑和他的团队选择的产业集中体现在医疗健康产业，直接将立体城市定位为健康城市。“万通立体城市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联盟，启动立体健康城市项目，最终实现立体城市居民‘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郝杰斌告诉记者。

冯仑的健康梦来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医疗产业来说，他既是一个客户，也是一位受害者。20年前，冯仑被误诊为癌症，住进了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医生对冯仑颠来倒去地查，“从楼上到楼下，被挪来挪去”。为了把他送进手术室，医生骗他说是炎症厉害，要给他消炎。做了三个月的小白鼠，试验的结果是，冯仑没有患癌症。冯仑和癌症没有关系，不幸的是，给冯仑主刀的医生后来因癌症去世。

这次事件虽然没有给冯仑在身体上造成多大伤害，他对医院的状况真是做到了亲身体验，“医院实在是太混乱，太脏，很多病人住在阳台上，房间里面非常拥挤，服务极差”。

冯仑和医院的缘分并未结束。癌症误诊以后他得出一个经验：病不是治出来的，是体检出来的。十五年前，他在上海一家地区医院做体检，因为医院使用没有消毒的铁针头输血，他感染了丙肝病毒。

两次摧残，让冯仑干脆将考察体验医疗产业当做一档子事儿，跑遍了全世界各种体检机构、各种医院，从斯坦福、哈佛到日本、韩国，从国内部队医院、公立医院，到私人医院。为了给立体城市找到合适的产业，他专门去梅奥做了两次体检。他发现，这个小镇只有12万人口，其中3万个就业岗位，2.5万个就业岗位由梅奥提供。还有一个专门供中东人士居住的高级公寓。

冯仑选择产业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高就业系数，医疗健康产业就业系数很高，一张病床会带动五到六个人就业。第二个叫高需求弹性，健康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美丽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这么大的弹性就导致了第三个特点，高成长高持续发展。”梅奥医疗城，这不正是冯仑理想国中的产业城市？

冯仑花了半年的时间，和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翁国亮、新希望的刘永好一起拼建他的医疗健康产业联盟，为了壮大这个产业联盟，他还从莆田找了些朋友合作。“联盟成立以后，医疗健康平台就形成了。”他的医疗城里，有标准配置比如三甲医院、康复医疗，还有养护中心、老年安养机构、医学护理学院，与医疗相关的器材、药材交易市场，以及一家健康酒店。

冯仑要让所有在立体城市里就业居住的人，生老病死都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体现他的理想国的人性关怀。在李光耀政府学院学习期间，冯仑就专门研究如何在立体城市里制定一套适应小环境的制度、政策，包括福利生老病死养，包括充分就业。

“这些方面新加坡要做得比西安好。举一个例子，西安过去十年，我认识的朋友同学还有亲人，工资最多涨一倍，但是政府GDP至少涨了五倍以上，但对人的福利和关照不够。”对人的关怀，是冯仑立体城市的基点。

城市发展究竟以多大密度为宜，并无定论。冯仑没有采用芝加哥的极端高密度，而是借鉴了美国梅奥医疗城的特点，梅奥以60万平米容纳了2.5万个就业岗位。冯仑要建自己的医疗城，他将国外城市模式综合集成，终于弄出了立体城市。

有时候，看着自己捣鼓出来的这堆跟谁都不一样的东西，冯仑会觉得心跳加速，激动不已。他自己先把自己给弄high了。

超 脱

冯仑敢决断:“企业有四条命，分别取决于政府、自然界、技术创新和周期。政府、自然界、技术创新让你死，你都无法逃脱。你惟一能克服的，就是周期。”

2009年4月，冯仑成立了立体城市投资公司，亲自挂帅董事长，刘永好、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兵做了冯仑的股东。只是，冯仑的创意，并未得到业界普遍认同。公司成立时，没有人说这事靠谱。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曾公开唱反调，他和冯仑一样，都是离开体制下海创业的92派代表人物。2012年11月2日，陈东升在“SEEGreenFuture—中国企业绿色契约·对话2012”论坛上，对冯仑的新计划泼了冷水：“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陈东升公开对媒体表示，“我觉得他们使劲地鼓捣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还说节约能源。”

在南京大学博士、副教授张敏眼里，立体城市不过是一个微缩的城市或放大的城市综合体,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和房地产开发的范畴。“就像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一样，本质上是社会的改革与重组。因此，立体城市的实践应该是一个慎重的社会性实践，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评估，需要多方的参与、协商。除了资本和企业家，还需要有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院院长甄峰更是将立体城市形容为技术乌托邦，他认为，技术乌托邦主义一直影响着现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甄峰从概念上分析，冯仑的理想虽然强调了资源的共享，以及居住、就业和休闲活动的综合开发与功能混合，但实际上仍然脱离不了依托于高强度土地开发之上的超大建筑群的建设，这样会造成城市空间新的割裂与阻隔。

对于外界的质疑，冯仑很在意，但并不纠结。“从计划提出开始，连万通董事会都没有人说这事儿靠谱。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梦想。”他甚至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便失败，立体城市也会有价值，后来者可以站在我们的身上，更好地向前。”

一些员工开始时也不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冯仑的不断培训和“洗脑”，他们逐渐接受并成为立体城市计划的执行人和鼓吹者。“立体城市背后有几个核心的话题在支撑着，第一是城镇化需要什么样的新模式，第二是企业家与商业创新的方式，第三就是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它就是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是一位在冯仑身边工作了7年的员工的理解。

对冯仑来说，质疑，支持，观望，都很正常。“就像马云刚开始做阿里巴巴，我相信反对的人多，信任、支持的人少。今天倒过来了，99%都相信了，90%都支持了。新东西就是这样。就跟一个小孩，刚生下来躺在那，我说他能跑谁信？我再说他是刘翔大家更认为是胡说八道，因为他在同龄中已经有点出类拔萃了， 等到拿到冠军的时候，全都信了。”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冯仑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较浓。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群体里，他是读书较多的一个。冯仑曾开玩笑说，赚钱赚得最早的，比如马云是杭州师专毕业的，王石是西北铁道兵学院毕业的，而他自己本科是西北大学毕业，硕士是在中央党校读的，博士是在社科院拿的，他这样的读书背景真是出身名门。“这代表他的理想性，他做生意真的不是从钱的角度出发。”郝杰斌对自己的领导从心里钦佩。“他们那代人始终有一种变革社会的梦想，但是变革社会总要有一个抓手，你必须通过一个事情、事件来推动，这个事件最好跟你从事的生意有关系。所以实际上我们做的不是房地产开发的生意。”对于外界将立体城市视为商业炒作，郝杰斌从自己的维度做了解释。

“人生没有一天是白过的，即使是得癌症被误诊，其实无意中让我能够站在这儿，对医疗健康产业比别人有更深刻的体会。”冯仑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从立体城市得到更大的跨越，不仅是赚钱，更是为了梦想。

无论这梦想是“乌托邦”还是“桃花源”，他都决定倾力一博，看这场赌局能否为人生带来更多增量。

[对话冯仑]

为人生、为社会做增量

冯仑：我今年54了，刚过50岁就在想，我有两种做生意的选择。一种是只赚钱，这对个人和社会没什么太大的增量。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解决了，假定说我赚钱再加一个零，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认为再做一些稍有点风险、又能够赚钱的事情，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又能够对社会进步，对城市发展，对一些关键的地方、技术有所改变，有所增进，这不是更好吗？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去过台湾多次，可以说，我是大陆敢于去台湾投资的第一个人，这对两岸关系是个增量。虽然项目不大，但是很成功，不仅增进了陆资投资台湾的信心，也让台湾了解到大陆跟台湾的经济互动是双向、双赢的。这些事情本身是国台办包括政府还有两岸都支持的，因为经贸优先是两岸交往的原则。这就是有增量的事，而且又赚钱了，而且也赚的不比传统的少。

另外，我参与了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360亿美金的投资让纽约世贸中心成为了地球上投资密度最大的房地产,在参与重建的过程中,我理解了真正的美国模式。在中美关系的结点上，我们选择这个项目，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为此飞了六十多次纽约，每天都很艰难。

还有就是做立体城市，做创新。这对整个城市化是有增量的。我后来想即使失败，人类历史上也会知道，在思考理想城市的时候，还有立体城市这样一种方法。花点钱让人类积累个思考，也是值得的，这都是增量。我现在做阿拉善、做公益都是做增量。给社会，给人生、个人都是增量的事我就做。简单投资没有什么增量，也积极支持，但是由成熟的团队他们按常规去做，比如说万通中心多盖一个少盖一个我现在都不太关心了。他们签约的时候去一下。

冯仑：有辛苦，有纠结，有沮丧。所谓沮丧不是因为抱怨别人，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自己没想明白。当然，也有兴奋，有欢乐，有惊喜，而且也有希望。这些事都混在一起。我老是说要管理自己，实际上是战胜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保持乐观精神，给大家指个道。

马云说，企业家的工作是点燃别人，自己边上看着。我一贯认为企业家就三件事。第一，指道。作为一个领导者给人指出方向，给大家希望。第二，就是扛事，你得扛责任。第三，牺牲。如果扛事失败了，作为一个牺牲者你得接受。要像特种部队一样，特种部队的训练，最后一项课程是训练死亡。死亡有很多方式，乱枪打死，榴弹打死其实是很快乐的。最怕是被抓了战俘，被人割喉，这项工作你怎么完成？所以要面对牺牲。

冯仑：这是在1995年—1999年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很崩溃的时期。我们万通六君子1991年创业，两年内疯狂增长。当时其实我们也不懂，到处折腾，到1995年和1996年就做得非常散了。我们借了很多钱，搞多元化、高负债、盲目扩张，我们收购上市公司，还弄了典当行，也做过汽车，什么都干过。最后合伙人意见有分歧，最后又分开。

从1995年—2000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是在收拾局面。所谓收拾，就是一方面合伙人重组，另一方面卖资产还账。真是惨，我自嘲地说了三句话：“家破人未亡”，离婚的都还健在；“妻离子不散”，离婚了，爹是爹，儿子还是儿子；最后是“苦大没有仇”，很苦，不知道跟谁有仇。这是后来自我心情的一个描绘 。那时候民营企业真的是这种状况。

冯仑：权利、利益、风险都集中，好的一面就是效率高，但是同样也孕育着别的麻烦。从体制来说，包括国家社会也是这样，其实最有效的制度是开明专制，不是民主。人类历史上创造最大辉煌的制度，往往是开明专制，比如文景之治，康乾之治。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就是权力相对集中，效率比较高，同时还比较倾听照顾到人民的呼声，然后不乱杀，乱搞。但是遗憾的是开明专制一般具有偶然性，多数都是向着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极端暴政，独裁，要么最后就是权力崩溃散掉。所以开明专制之后，或者在开明专制之前往往是两个极端。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民主制度来限制。而民主制度由于各个地区的文化、历史、传承不一样，民主制度又有很多政体形式，有内阁制、总统制，民主在政体上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分好中差。民主当中成本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其实是内阁制。法国的体制不是特好，美国的体制相对还是完善的。印度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体制，但是大家都看到它的市场被分割了，另外对社会也没什么太大的动力。

所以民主不是说两个字就说它都对都好。它只是人类智慧当中筛选出来的一种治理国家社会的一种方式，这也有好中差。像专制也有开明和不开明，也分好中差。所以我们要想选择到一个好的制度，的确需要很费时间。我们已经很熟练过去的制度，现在我们要变成一种像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叫做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提法，就是我们在国家治理上要更科学、依法，另外要开放，提高效率，同时要更有效地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