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我和刘邦有个约
凯莉和肖志军的痛，哪怕最轻微的抽搐，都已在上帝的造物上，撕开了一道永不能自我缝合的裂口。我和刘邦的约，不能取代我和上帝的约。当“我”和“你”的恩典之约，被一个无人称的“第三十三条”所取代，生命的尊严和地位，就被捆绑在律法之中，而落在恩典之外。
这部电影以无厘头的方式诠释“十诫”。虽多有搞笑，但其中几个段落堪称天才。
对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秦末的陕西人来说，我和刘邦有个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对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人来说，我同时和至高的上帝及地上的“刘邦”有个约，就是《独立宣言》。“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旨意”，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自明的，“人人被造平等，并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让渡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而对北京朝阳医院及去世的孕妇李丽云和她丈夫肖志军来说，我和政府有个约，就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实施医疗救助须得到患者或其家属同意。
当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在“不可杀人”一节中，将行凶杀人和政府的死刑执行并列在一起，两者在细节上的相似令人震骇。这部喜剧，则以“不可杀人”为题，描述了一起荒诞的医疗事故。一个医生把手术钳留在孕妇肚里，导致她死亡。但他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玩笑。直到判决下来，医生似乎完全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一直嘀咕着，“为什么你们不懂呢，这只是一个玩笑。”
我以前一直不懂“玩忽职守”这个玩字。托马斯·曼曾说，“十诫是人类德性的精髓。”而这部新《十诫》完全以荒诞手法，来描述一个脱离了十诫的当代世界。我看到肖志军拒绝为妻子做剖腹产手术签字的报道时，正好拿到这部片子。其实，今年国内另有一部独立电影，涉及到医疗与不可杀人的议题。甘小二在香港电影节上公映的作品《举自尘土》，描写农村基督徒的生活。一位参加教会唱诗班、天天祷告度日的妇女，丈夫患晚期癌症，家里的钱差不多用尽了，最后她办理了出院手续，用板车拉丈夫回家。导演以一个“放弃医疗”的故事，在信仰的敬虔与生活的苦难之间，就如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试图给出“不可杀人”的伦理困境。
如《圣经》所说，“诫命”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叫人无可推诿。在一个被亏损的世界中，上帝颁下的“十诫”，如刻于人良心的“道德律”，唤醒了人类意识里对于伊甸园无罪状态下被蒙蔽的公义法则的回忆。或用奥古斯丁的原话说，十诫是从亚当堕落到基督诞生、受难和复活这一段时间里，“人类对于启示的记忆”。
犹太学者沙龙·本·科林曾说，二十世纪的反犹史“就是对十诫的叛逆”。从路德改教开始，“十诫”的地位比其天主教时代有所提升，被列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当中。到加尔文宗和清教徒时代，“十诫”甚至被写在供儿童学习的“要理问答”里。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希特勒出现是基督教反犹倾向的产物。事实上，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二十世纪左右两翼的极端意识形态，无不是反基督教的产物，或者说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儿子。
1939年，希特勒在与赫尔曼·劳思林的谈话中，傲慢地宣告十诫的终结。他说，“我们面临一场人类精神和道德观念的巨大革命。西奈山上的十诫已经失去了效力，我们将结束人类的错误，所谓良心，不过是犹太人生造出来的。”作家约瑟夫·罗特说，希特勒反对十诫，是因为“只要十诫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纳粹就会显得禽兽不如”。
而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宣言，到希特勒的壮语，康德所谓“头上的星空和心里的道德律”，在最近一个多世纪，被工业化的屠杀、制度化的情欲及偶像化的国家主义，日益取代了。西方人失去了“十诫”，我们失去了天地良心。人们不再与上帝有约，而只与国家有约。人们抛弃了十诫，自己动手，制定几项基本原则。自己立法，自己杀人，自己审判。
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这部电影的荒诞感。十条诫命，十个隐约交错的故事，白描的是一个荒诞的道德世界。斯蒂芬和未婚妻凯莉跳伞，他一跳下，才发现忘了背伞包。斯蒂芬掉下去，陷在草地里，只剩头在外面。之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媒体采访时，他说了一句话：别动我，我出不来。结果他立刻成了年度最酷偶像。一场造神运动，使这个埋在地里的人成了超级巨星。
这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故事。经过几个回合后，来到“不可偷盗”的段落。凯莉离开斯蒂芬，和媒体主持人去度蜜月。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打动了她。演员借着木偶的口挑逗她，她爱上并最终偷走了这个木偶，甚至与它疯狂做爱。丈夫和演员一起找到她，最终，丈夫放弃了妻子，演员放弃了木偶，凯莉在大雨中开车离开他们，在路上嚎啕大哭；系着安全带的木偶，面无表情地坐在她身旁。
这一段落使一部原本三流的电影，获得了一种惊人的崇高感。我几乎从未见过，对财产的偶像崇拜，有如此惊世骇俗的描述。神学家马丁·布伯曾说，“十诫”和人权公约的差别是什么呢？十诫的本质，在于它不是用无人称的、人类普遍概念的名义写成的，而是以“我”和“你”的称谓，向着每一个体的私隐的对话与呼唤。
我们可以否认罪，却无法否认痛。而否认痛，是无神论道德观的基础。凯莉和肖志军的痛，哪怕最轻微的抽搐，都已在上帝的造物上，撕开了一道永不能自我缝合的裂口。我和刘邦的约，不能取代我和上帝的约。当“我”和“你”的恩典之约，被一个无人称的“第三十三条”所取代，生命的尊严和地位，就被捆绑在律法之中，而落在恩典之外。
对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秦末的陕西人来说，我和刘邦有个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对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人来说，我同时和至高的上帝及地上的“刘邦”有个约，就是《独立宣言》。“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旨意”，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自明的，“人人被造平等，并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让渡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而对北京朝阳医院及去世的孕妇李丽云和她丈夫肖志军来说，我和政府有个约，就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实施医疗救助须得到患者或其家属同意。
当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在“不可杀人”一节中，将行凶杀人和政府的死刑执行并列在一起，两者在细节上的相似令人震骇。这部喜剧，则以“不可杀人”为题，描述了一起荒诞的医疗事故。一个医生把手术钳留在孕妇肚里，导致她死亡。但他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玩笑。直到判决下来，医生似乎完全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一直嘀咕着，“为什么你们不懂呢，这只是一个玩笑。”
我以前一直不懂“玩忽职守”这个玩字。托马斯·曼曾说，“十诫是人类德性的精髓。”而这部新《十诫》完全以荒诞手法，来描述一个脱离了十诫的当代世界。我看到肖志军拒绝为妻子做剖腹产手术签字的报道时，正好拿到这部片子。其实，今年国内另有一部独立电影，涉及到医疗与不可杀人的议题。甘小二在香港电影节上公映的作品《举自尘土》，描写农村基督徒的生活。一位参加教会唱诗班、天天祷告度日的妇女，丈夫患晚期癌症，家里的钱差不多用尽了，最后她办理了出院手续，用板车拉丈夫回家。导演以一个“放弃医疗”的故事，在信仰的敬虔与生活的苦难之间，就如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试图给出“不可杀人”的伦理困境。
如《圣经》所说，“诫命”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叫人无可推诿。在一个被亏损的世界中，上帝颁下的“十诫”，如刻于人良心的“道德律”，唤醒了人类意识里对于伊甸园无罪状态下被蒙蔽的公义法则的回忆。或用奥古斯丁的原话说，十诫是从亚当堕落到基督诞生、受难和复活这一段时间里，“人类对于启示的记忆”。
犹太学者沙龙·本·科林曾说，二十世纪的反犹史“就是对十诫的叛逆”。从路德改教开始，“十诫”的地位比其天主教时代有所提升，被列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当中。到加尔文宗和清教徒时代，“十诫”甚至被写在供儿童学习的“要理问答”里。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希特勒出现是基督教反犹倾向的产物。事实上，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二十世纪左右两翼的极端意识形态，无不是反基督教的产物，或者说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儿子。
1939年，希特勒在与赫尔曼·劳思林的谈话中，傲慢地宣告十诫的终结。他说，“我们面临一场人类精神和道德观念的巨大革命。西奈山上的十诫已经失去了效力，我们将结束人类的错误，所谓良心，不过是犹太人生造出来的。”作家约瑟夫·罗特说，希特勒反对十诫，是因为“只要十诫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纳粹就会显得禽兽不如”。
而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宣言，到希特勒的壮语，康德所谓“头上的星空和心里的道德律”，在最近一个多世纪，被工业化的屠杀、制度化的情欲及偶像化的国家主义，日益取代了。西方人失去了“十诫”，我们失去了天地良心。人们不再与上帝有约，而只与国家有约。人们抛弃了十诫，自己动手，制定几项基本原则。自己立法，自己杀人，自己审判。
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这部电影的荒诞感。十条诫命，十个隐约交错的故事，白描的是一个荒诞的道德世界。斯蒂芬和未婚妻凯莉跳伞，他一跳下，才发现忘了背伞包。斯蒂芬掉下去，陷在草地里，只剩头在外面。之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媒体采访时，他说了一句话：别动我，我出不来。结果他立刻成了年度最酷偶像。一场造神运动，使这个埋在地里的人成了超级巨星。
这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故事。经过几个回合后，来到“不可偷盗”的段落。凯莉离开斯蒂芬，和媒体主持人去度蜜月。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打动了她。演员借着木偶的口挑逗她，她爱上并最终偷走了这个木偶，甚至与它疯狂做爱。丈夫和演员一起找到她，最终，丈夫放弃了妻子，演员放弃了木偶，凯莉在大雨中开车离开他们，在路上嚎啕大哭；系着安全带的木偶，面无表情地坐在她身旁。
这一段落使一部原本三流的电影，获得了一种惊人的崇高感。我几乎从未见过，对财产的偶像崇拜，有如此惊世骇俗的描述。神学家马丁·布伯曾说，“十诫”和人权公约的差别是什么呢？十诫的本质，在于它不是用无人称的、人类普遍概念的名义写成的，而是以“我”和“你”的称谓，向着每一个体的私隐的对话与呼唤。
我们可以否认罪，却无法否认痛。而否认痛，是无神论道德观的基础。凯莉和肖志军的痛，哪怕最轻微的抽搐，都已在上帝的造物上，撕开了一道永不能自我缝合的裂口。我和刘邦的约，不能取代我和上帝的约。当“我”和“你”的恩典之约，被一个无人称的“第三十三条”所取代，生命的尊严和地位，就被捆绑在律法之中，而落在恩典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