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座属于市民的城市

1988 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第一次在官方话语层面肯定了香港的榜样力量。不过,在大多数内地人眼中,作为榜样的香港可能更多地停留在它曾经的高楼大厦、GDP 数据、琳琅满目的商品……至多再加上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系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现代香港的外表。香港,本质上是一座市民的城市。

重庆大厦2007 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地区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标。(东方IC❘图)

每年7 至9 月是香港的台风季。2014 年至今,自然的风暴一直远离维多利亚湾。40 年难遇的超级台风“威马逊”也只是让港岛挂出3 号风球,更一扫这个夏天的烦闷。

香港的2014 年依旧热闹,但在这一年的端午、五一,内地访港游客首现下降;香港上半年零售业出现了连续5 个月负增长,而上一次的负增长还要追溯到九年前,各种议论也多起来。不过,这对广东道,至少是经常在此派发广告的陈小姐没什么影响。她告诉南方周末,和路人打招呼依然超过95%的情况要讲普通话,她身边的LV 专卖店,工作日也不乏排队的盛况……

广东道所在的尖沙咀是香港主要的娱乐、文艺、旅游及购物区,也是香港多元文化交融的象征之地之一。而发生幼童便溺事件的旺角与此算不上远,地铁仅三站。

17 年里,往来超乎想象的频密,难免有磕磕碰碰。在九龙仓集团副董事长周安桥看来,冲突背后是陆港两地已成大势的融合,有了磕碰,解决就是,有讨论总是比没讨论好。

“in the between(处在中间)”

在全球最大的60 个经济体中,香港的全球化指数长期位列前茅。晨鹭是来自内地的见证者之一。

晨鹭在厦门出生、长大,在美国念大学,进入一家美国大企业,然后被公司外派到香港。如果她最后决定在香港落地,那么这就是一条今天最高大上的内地人移民香港的路径。

晨鹭这一代落地香港比她的父辈、祖辈要体面得多。内地大规模移民香港历史上大致有四次。19 世纪中叶,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广东、福建人以及外国人成为这里的第一批移民。抗战期间,58 万人携中原文化冲入香港,而当时的本港人口不过百万。国共内战时期,香港又一口气容纳130 万移民。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多年。

在包容同根生的内地人的同时,香港几乎也对世界敞开了大门。

晨鹭的公司在中环交易广场33 楼,她老板是印度人,同事有本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语言是英语……香港的工作体验对已经很国际化的她仍然是颠覆性的,她说,“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个城市如此之国际化”,香港是“in thebetween”,既不完全中国化,又不完全西化。“不同观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都被它自然地包容着。”

你能想象上万外佣每个周末在中环聚会,在免费公园和街头聚首,行色匆匆或黑发、或金发的人们从他们身边绕过。这让晨鹭叹为观止,“大家把它当作一个现象,觉得本该如此”。

如果要定义香港自由自在与多元包容,重庆大厦是一张合适的名片。

在夏日的暮色里,在霓虹灯闪烁的光影中,重庆大厦充满了不合调。一眼望去仿佛内地机关大楼,门口却是穿着宽松T 恤和大号牛仔裤的印度大汉,大楼里昏暗走道上挂着简陋的招牌,空气中混杂着异域香料气息,店铺放着台湾女歌手的情歌,中亚男人推着婴儿车跟香港老板用蹩脚的粤语讨价还价,猎奇的内地游客在门口换港币,底层的窗户玻璃上贴着“台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特快汇款”。餐馆、商店、旅店、美容美发乃至性服务,鱼龙混杂……

据重庆大厦立案法团主席林惠龙介绍,重庆大厦日常会有超过100 个国籍的居住者。重庆大厦真实地述说着香港移民城市的基因、绵密复杂的人口构成。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曾在香港政府施政报告中写道:香港人在不知不觉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城市,也塑造了这个城市的性格,我们崇尚自由,尊重法制,要公平,有公益,爱廉洁,多元包容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所在。

“有人在这里吃了五代”

周安桥觉得,香港的特质和它延续超过百年的以商治港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港英时代起直至今天,香港相当一部分公共职务是由公司人担任的,他们不为公司干活却可以继续领着薪水,而企业还会全力支持。

对商业的推崇,成就了香港众多传承超过半个世纪的公司企业,这在华人社会殊为难得。走在香港街头,很可能不经意间走进的一家铺面就经历了几代人。

位于中环史丹利街24 号的陆羽茶室,就是一个。茶室总经理郑冠英说,他是2006 年到这里的,那一年这家岭南风格茶室已经经营了73年。

在熙攘的中环、熙攘的人流中,陆羽茶室就像是一个静谧的小型博物馆。室内的装修80 年未变——清式椅子、西式大钟、中国书画、意大利的琉璃玻璃,所有的摆设仍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老广州的风格,连点菜单都是细薄柔软的宣纸印着“杏汁鲜奶盖”。即使在日据时期,茶室依然艰难营业。战乱时,茶室晚市会小心翼翼地垂下布帘遮住光线,避免成为轰炸的目标。

也许城市人情世故的交织,本地人格外喜欢来此饮茶。郑冠英介绍说,熟客占了八成,“有的人在这里吃五代,爷爷带着他来,他再带他的孙辈来”。现在也时常会有内地游客慕名而来。

在内地酒店餐饮业大发展阶段,郑冠英也和诸多香港经理人一样北上。他在内地酒店行业做了10 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去。他说,“我还是要在香港。”

恋栈或者恋旧,也许是香港和内地城市相比最入目可及的差别。郑冠英告诉南方周末,“我在这里算是新人啦。”茶室的伙计在这里平均都工作了二三十年,其中两位更是从1958 年干到现在,主厨也从1976 年至今干了近四十年。

老伙计甚至成了香港服务业一道风景,他们的专业、敬业和内地更多靓女帅哥却每两三年一换决然不同。

除了老伙计,香港还有不少老物什,比如往来于港岛与九龙的天星小轮,还有横穿八英里港岛的叮叮车。不过,它们可不是建新如旧的所谓老物什。

叮叮车投入运营的时间是1904 年。今天的“叮叮”虽然外围装裱着色彩斑斓的现代广告,内部却依然古老与陈旧。转弯的瞬间,轮轨之间的挤压摩擦会让狭长的木质车身发出“刺啦”的干涩声响,让人在现代城市行走的间隙突然被拉回到这个城市的历史中。上车与下车的简单动作,两个时空转换身份,神奇地在这个城市及其居民身上得到统一。

十多年前,不少香港人选择定居在内地,因为事业甚至家庭都在内地,近些年随着内地一日千里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逐渐回流。而相应的,越来越多在西方留学就业的海归都会把香港列为回归的首选。这成为陆港互动的一个新趋势。

这一代更关心的

从九龙望港岛,入夜后满眼辉煌。曾经内地投资香港的标志性建筑——中银大厦,如今也淹没在毗邻的辉煌中。

灯火中,黄颂焜的公司正忙着赶工,为一些大楼更换节能灯管。因为价格低廉,公司早早就确定了依托内地采购的原则,但这也给他带来不少困惑。

黄颂焜在内地生活多年,但他依然不太理解内地人的商业逻辑——即便已经签了合同,但不到交货最后一刻,仍会改来改去。为此,黄颂焜流失了不少客户。“在香港,所有的事情都是black andwhite(白纸黑字的),但在内地这种契约精神还不够。”

商业契约和市场规则是香港作为现代商业城市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夸张地说,现代香港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围绕这个基本要素而构建的。以商治港,使得香港治理具有比较强烈的城市自治的特征。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公共事项上,市民的自发参与率会比较高。比如,香港2013 年有一个民调,如果知道有人贪污,你愿意举报吗?结果,回答愿意的超过八成。香港当然也存在诸如都市冷漠等众多现代城市的通病,不过,香港的病情显然是比较轻的。这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的社工和志愿者。

阿业是“深宵夜展工作队”的一名社工。每周有三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他会和队友走遍港岛东区和湾仔区,寻找流浪的青少年,和他们聊天交朋友,进而提供生活与工作上的帮助。

与深夜为伴的日子,阿业坚持了11 个年头。在阿业看来,每个流连街头的少年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只有在白日的喧闹退去,才会向同样流连街头的他们倾吐。对他来说,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每一个个体的关心和尊重。

在香港,深宵夜展工作队有18支,人数近一百三十人。这只是香港社工的一小部分,在香港,注册社工超过一万人。事实上,香港所有重大的活动都能看到社工的身影。其中当然也包括内地游客最密集的区域。

在万达集团工作的伍先生对香港社工印象深刻。他有一年带孩子在海洋公园玩,小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腿,仅仅几分钟携带药品的社工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志愿服务文化已经成为香港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全港超过90%的社会福利由NGO 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010 万人,只要年满6 周岁,就可以申请参加志愿者,每七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志愿者。从服务视障人士的导盲犬协会,到帮助学前特殊儿童的监护者早期教育中心,到为唐氏综合征患者提供帮助的康复协会,香港NGO 的触角更伸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内地的许多重大日程都少不了香港NGO 以及志愿者的身影。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港招募约400 名志愿者,超过7000 人报名竞逐。2008 年汶川地震,香港政府捐款93.5 亿港币,香港民间捐款达130亿港币。

2003 年,龙应台曾形容香港把“中环价值”当做唯一的价值在坚持。而在阿业看来,香港在经济起飞之后,他这一代香港人不再局限于物质上的满足,对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有更深的理解。“老香港人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我们这一代香港人看得不一样,物质只是一部分,现在我们更关心机会平等、自由、社会公益,这些价值我们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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