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史话之四】改造科举制：清末新政的第一步

“人才为先折”是一个兼顾新旧、思想保守的折衷方案，旨在改造科举制，变科举取士为学堂取士，学生可以增多，知识可以更新，但其教育思想和“学校之法”，别说与19世纪欧美等国相比，即使与日本明治初年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人有病，需救治，国家亦然。变法，就是给国家治病。为人把脉不易，为国把脉更难，只有确诊病情，才可对症下药。士绅文人，比较中西，指斥时弊，疾言变法，确与不确，无关紧要，只是舆论而已，冯桂棻《校邠庐抗议》是也；枢臣督抚则不同，一书一折，上达朝廷，即可影响国策，张之洞《劝学篇》是也。及至“江鄂会奏变法三折”，直接为“国病”开“药方”，关乎朝廷命运，更是非同小可。刘、张位高权重，帝、后不得不依，但其对“国病”把脉准与不准，“药方”对与不对，缓急如何，疗效怎样，时人当局者迷，难作定论，但事过百年，我辈必须厘清，庶几以鉴来者，有益后人。

国有病，官知否？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简称“人才为先折”，以下该折引文，俱见《张之洞全集》第二册，“奏议”五十二，pp1393-1394），是“变法三折”的第一折。序言曰：“惟是中国贫弱废弛之弊，或相沿百余年，或相沿二千余年，一旦欲大加兴革，必须规画周详，确有下手之处，然后气血生而宿疴自去，疣瘫决而元气可支”，言之有理；“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此言差矣，当其时也，中国既贫于财更贫于人才，既弱于兵更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虑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这几句说得没错，但没点透，其实，造成“见闻不广，学业不实”的病根正是科举制。

清代科举，基本沿袭明制。童子幼龄入塾开蒙，习《四书》《五经》，十几岁经县试、府试、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然后分往府学、州学、县学继续学习。生员分三等：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于廪生、增生之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考取生员，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如遇国家大庆或皇帝登基、大婚之年，加考一次，称为恩科），又称乡闱，考场设在省城，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国子监生均可应考。

乡试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中了举人便取得了次年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在乡试的次年，即逢丑、辰、未、戌年在京举行，由礼部主持，会试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再经过保和殿的复试，然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按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其次序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进士再参加朝考，挑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科举制是一种选拔官员的程序和方法，尽管自古以来为人诟病，成为戏剧、小说和维新人士讥讽、批判的对象，但它在保障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方面，一直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张之洞出身探花，两任学政，久在翰院，可谓科举专家，他对科举制的弊病了如指掌，认定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在科举制上，非常正确。

其实，科举制的弊病并不在于考试方法（“三试”），也不在于考试内容（八股文），而在于它有悖于现代教育的宗旨——西方现代教育是由政府推行的平民教育，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各类所需之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是为科举服务的，其宗旨是为朝廷培养和选拔官员。私塾、书院、县学、府学可以为“三试”培养出足够的生员，但培养不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承平之时，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人才的供需矛盾不突出，朝廷不会考虑改革科举，“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科举制才再次成了维新派批评的焦点，成了朝廷推行新政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问题。因为没有人才，变法、新政，根本无法施行。于是，刘、张“参考古今，会通文武”，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举、奖励游学四条措施。

采“各国学校之法”，设文武学堂

“人才为先折”的核心是改造科举制，而设文武学堂、罢武举、奖游学都只是围绕前者必须施行的配套措施。奏折介绍了“泰西各国学校之法”，对日本的“学校之法”叙述甚详，拟设的学校、学制和课程配置，在参考日本的同时，又顾及国情，有所变化。

学校分为蒙学（家塾、义塾）、小学校、高级小学校（州、县）、中学校（府）、高等学校（省）、大学校（京师）。

孩童8岁入蒙，学习识字，读蒙学歌诀诸书，“除《四书》必读外，《五经》可择读一二部”。

12岁上小学校，兼习《五经》，识中外简略地图，算术至开立方，绘地面平面图，习中国历史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略，习柔软体操，三年毕业。

15岁入高等小学校，解经书较深之义理，行文法，策论，词章，中外详细地图，算法至代数几何止，绘图法至画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底平剖面，习中国历史大事、外国政治学术大略，习器具体操，兼习一门外国语言文字较浅者，三年毕业，“本管府考之，分数及格者，给予凭照，作为附生，送入府学校”。

18岁入中学校，习普通学。为了照顾有同等学力的旧学生员和营中弁兵，规定有监生世职职衔，愿入普通学者亦可入学，但须酌捐学费；有营弁、营兵文理通畅能解算法，绘图考验有据者，亦准入学。课程有：经史地理，仍兼习策论、词章，并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至弧三角、航海驶船法止，学精深绘图法至测算经纬度、行军图、目揣远近斜度为止，学中国历史、兵事，学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学外国政治，并讲明农、工、商等学之大略，习兵式体操，兼习外国一国语言文字较深者，词章一门亦设教习，作为选修课。“弁兵入学者，专学策论，免习词章。”三年毕业，“学政考之，给予凭照，作为廪生送入省城高等学校”。

21岁入高等学校，参酌东西学制，分为七专门：一、经学（中国经学、文学）；二、史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三、格致学（中外天文学、外国物理学、化学、电学、力学、光学）；四、政治学（中外政治学、外国律法学、财政学、交涉学）；五、兵学（外国战法学、军械学、经理学、军医学）；六、农学；七、工学（测算、绘图、道路、桥梁、营垒、制造军械、火药等）。学生各认学一门，须兼习一国语言文字。另设农、工、商、矿四专门学校，亦三年毕业。其学武者，专设一武备学校，择普通毕业之廪生愿习武者送入；或仿日本，设一炮工学校，专学制造枪炮之法；均三年毕业。学生毕业，送入与本专业相关的部门实习一年，均名曰“练习学生”，合计在学肄业及出外练习文武各门均四年学成。高等专门学校学成者，督抚学政分文武两途考之，取者作为优贡。

25岁入大学校。京城设文事大学校、水军陆军大学校各一所，门目略与省城专门学校同，学业益加精进，三年学成，参加会试，钦派总裁大臣考之，中者作为进士，经廷试后，文授以部属、知县等官，武授以都司、守备等官，“均令分部分省分标候补，优其序补班次，勿庸归选”。

酌改文科

以上学校之法，在形式上或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类似之处，但实质上是作为科举制的一种替代品而设计的。从年龄上说，科举制下中秀才一般在18岁左右，举人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进士则在30岁左右，按新学制，儿童自8岁入蒙，至大学校毕业，共21年，18岁为附生，21岁为廪生，25岁为优贡、举人，28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30岁内外，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从课程上看，8岁入蒙即读《四书》《五经》，至17岁高等小学校毕业，用十年时间达到“解经书较深之义理”的程度，其经学水平当不在旧生员之下。这也就是为何在小学之前加四年蒙学的原因，欧洲国家和日本，儿童六七岁上小学，大学毕业要比“进士”早四年。

但即令当年（1901，辛丑）小学能在全国各州县一律开办（中学校、高等学校、大学校陆续开办），儿童从入小学校到高等学校毕业，也要十三年，在此期间，科举不能停罢，必与学堂共存，只能“渐改科举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张之洞将他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所奏变通科举折略加修改，提出“酌改文科”之法，“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改科举考试内容的目的是令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那么，科举、学堂的取士名额就有一个妥善分配的问题。其办法是：取中之额，以旧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为学堂所取生员之额，以乡试、会试，中额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旧科举时应取名额）加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堂未广，取中尚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学堂既然是科举制的替代品，开设之初就要考虑学生毕业后的仕途问题。高等学校毕业生（优贡）经督抚学政考试，考中者作为举人，选拔一半送入京城文武大学校，“所以止送一半入大学校者，一为京师大学若欲全容天下举人，费用过多，故减半送京，以节经费；一为分半就职，俾得及时效用，以应目前急需”。对于落选者，或已送入京师不愿上学而愿就职者，文职授以七品小官及六七品佐贰首领，分部、分省候补，或充各局委员，武职授以武备、千总等官发营委差。

在学堂与科举并立的过渡时期，对于旧生员的出路，亦要有妥善安排。25岁以上至50岁，因种种原因不能入新学校学习，或三科十年不能中式者，可为小学、中学、经书、词章之师。衰考不第而学行尚有可用者，可由督抚访察考选：50岁以下者，分别举贡生员，用为知县、佐贰、杂职；60岁以上者，酌给职衔，“似亦足以安宿儒而慰寒酸矣”。

停罢武科

科举纵有百般弊病，朝廷总要开科取士，做官总要文理兼通之人，是故文科只可“酌改”。武科则不然，所考科目，无非硬弓刀石，默写《武经》，武生、武举、武进士与外国现代军官的军事才能相差甚远，已经完全落伍于时代，势在必罢之列，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的军校。

“人才为先折”详细介绍了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学内容，拟在省城开设的高等学校，有兵学一门，即武备学校，所习课程没有细分，略有外国战法学、军械学、经理学、军医学，“其武学生武备学校毕业后，令入营学习操练一年，半年充兵，半年充弁，以实在营一年为度”，与日本士官学校相似，毕业后，发给凭照，授以千总，相当于日军的少尉军衔。拟在京城设立水军、陆军大学校，培养高级军官，毕业后经廷试，授以都司、守备等官，相当于日军的大尉、中尉军衔。

此折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七日上奏，七月十四日下诏，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试、会试。七月二十九日上谕，“现在整顿兵制，停止武科，亟应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命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扩充北洋湖北所设武备学堂及山东随营学堂，认真训练，并命其余各省督抚设法仿照筹建。（《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p4718）

速成学堂与奖励游学

以上方案看似完美，但有两个问题若解决不了，便成画饼。十年之内，要在全国建成数万小学，数百中学，数十高等学校，资金从哪里来？教师从哪里来？为解决“经费太拙，师范难求”问题，设计者采用反常之法：先多设中学、高等学校，“应各就省城及大府酌量情形迅速筹办，以资目前之用”。又提出借鉴日本速成学校之法，请旨饬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酌拟大、中、小学校各种速成教法”，建成各种文武速成学校，以应急需。

“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即使请日本帮忙筹划速成学堂的教法、教材，没有教师，也是枉然，惟有广派学生赴外国游学一法，可以救急。而赴外国游学，尤以日本最善，一是文字较近，课程较速，相对于游学欧美，学习比较容易；二是学费省、路途近，较之于游学欧美各国，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学成及往返日期可省一半。

当时，江、鄂等省学生在日本学堂者甚多，刘坤一、张之洞建议：“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按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学科，由学生分门认习，学成后持凭照回国参加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分发各省，以补各省学堂教习之不足；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回国后充各小学、中学普通教习。

但官筹学费，毕竟有限，刘、张“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国后复试相符，亦按其学历等级作为进士、举贡。对政府而言，既省官费，又省心力，又得无数人才，如此一举多得之举，何乐而不为？应对自费游学者，按凭照优奖录用，以资鼓励。

中日对比，立见差距

“人才为先折”是一个兼顾新旧、思想保守的折中方案，旨在改造科举制，变科举取士为学堂取士，学生可以增多，知识可以更新，但其教育思想和“学校之法”，别说与19世纪欧美等国相比，即使与日本明治初年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日本现代教育始自明治维新。明治二年设大学令统领全国教育事务，四年改为文部省，五年（1872）始定《学制》，采欧美义务教育之精神，其谕书曰：“自今之后众庶人民无论华世族与农工商，至其妇女子，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又曰：“惟高尚之学各任其人之才能，至幼稚孩童则不别男女，必当从事于小学，其不然者失在父兄。”

《学制》划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翌年四月改为七大学区），每学区设一大学校；各大学区分32中学区，每区设一中学校；各中学区分210小学区，每区置一小学校；全国共有8大学校，256中学校，53760小学校。按当时日本人口3226万计算，平均每600人设一所小学校。

小学分为普通小学、女子小学、村民小学（偏远地区的简化学校）、贫民小学、私塾、幼儿小学（入学前的预备教育）等等。最基本的是普通小学，分初、高两等，原则上初等小学6岁入学9岁毕业，高等小学10岁入学13岁毕业，以此为基准，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大学等也都制定了严密的制度。明治六年（1873）小学有12558所，到了明治十二年（1879）为28025所；教员数也从25532人，增加到71046人。培养教员的师范学校也于明治五年五月在东京成立，及明治六、七年，大阪等六个府县也都纷纷设立，已拥有七所官立师范学校。同样地，女子师范学校也在东京及各县建立起来。明治十年（1877），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了东京大学，这是一所最早的综合大学，设有法、理、文、医4个系。

政府不仅在学校组织方面采用西方作法，在学科内容上，也广泛地吸收了西学。在学校组织方面，参照了法国制度，而在教学内容方面，则主要效法美国。小学的教学科目里有西方算术、地理学、物理学、绘图、几何、博物、化学等。中学规定由外籍教师教授外国语，有的中学则用英、法、德等外国语教授中等教育的学科内容，以作为理解大学里外籍教师专科讲义的预备教育。师范学校也聘请外籍教师，外籍教师把师范学校的上等生看作小学生，教授外国小学课程，使其理解教授法。

明治十九年（1896），文部省颁布《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及《帝国大学令》，且制定各种学校通则。根据《小学校令》，孩童年龄满六岁至十四岁，称为学龄，这八年间孩童接受普通教育为父母及保主之义务。小学校分为初等、高等，学制各为四年（另设简易科，按情形以代初等科之用，学制三年）。中学校亦分为初等、高等，凡学生未能选择志在实业与进大学深造之前，必须受中学教育。全国分五区，每区各设一高等中学校。高等中学校附置法学、医学、工学之一部或数部，主要收取欲读大学的学生。以往中学校学制六年，据新颁《中学校令》，寻常中学校以五年为期，各府县任宜开办之。

其后，经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日本各种学校愈发兴盛。到了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人口总数达到4932万人，其中，学龄儿童818.34万人，就学率已达97%。日本的义务教育原为四年，政府忧其年限过短，不足以收效，便延长为六年；另外，女子教育的进步尤其显著，就学率虽在男子教育之下，但比之甲午战前，差距日益缩小，此亦普及国民教育的最大特点。

明治四十年全国学校情况如下：小学校，27125所，教员122038人，学生5713664人；盲哑学校，38所，教员208人，学生4043人；中学校，258所，教员5462人，学生111436人；高等女学校：132所，教员2011人，学生40273人；师范学校，69所，教员1176人，学生19359人；高等师范：2所，教员122，935人；女子高等师范：1所，教员45人，学生365人；专门学校：52所，教员1745人，学生26318；帝国大学，3所，教员503人，学生7370人；实业学校：5284所，教员5738人，学生250090人……（其他学校略）。学校总数35178所，教员总数147059人，学生总数6329688，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12.83%。

明治初年入小学的孩童到甲午年（1894，明治二十七年）已经二三十岁，中国的生员举子在思想、文化和才能方面与其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或许很多，但根本的原因是，读经制艺的一代中国人败在了受过西式教育的新一代日本人手里。（此节参见大隈重信等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商务印书馆，1929；第六册，西园寺公望著《明治教育史要》，pp21-34；第十三册，大隈重信著《开国五十年史补遗》，pp129-133）。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pp41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