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黑白纵横 棋局

围棋,原为古时士人贵族所爱,如今则成为现代都市精英的修身养性之道。所谓『善弈者谋势』,谈笑会友、排遣烦嚣的同时,他们也将君子博弈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才,用在了自己的生活中。

围棋,原为古时士人贵族所爱,如今则成为现代都市精英的修身养性之道。所谓『善弈者谋势』,谈笑会友、排遣烦嚣的同时,他们也将君子博弈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才,用在了自己的生活中。

 

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魏·邯郸淳《艺经》

谢骏 原蓝色光标传播集团副总裁。

桓谭《新论》有云,“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古时,围棋被当成锻炼军队指挥人才的工具,亦被视作闲暇养生与会友之物。“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棋谱如兵法,更似心法。方寸之间,进攻退守纵横捭阖,棋盘之上,黑白纵横落子有声。两方战到酣处,侧耳细听可闻苍山骤雨,林涛如怒,万马嘶鸣。

围棋的形式至简,黑白圆子于方板细线间较量,却蕴含着无数种变化。方形棋盘之上,有阡陌纵横;正圆棋子之间,是对垒拼杀。从某种意义上说,围棋是宇宙本质的映射—棋子一黑一白,代表一阴一阳;方盘圆子,代表天圆地方。其间变化,无穷无尽。

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后传至日本等国,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受到士人阶层的喜爱。与古代名士不同,今日的围棋爱好者开始尝试用现代思维思考围棋之奥妙。无论公司高管,还是大学教授,抑或是职业棋手⋯⋯在这些当代社会精英阶层的眼中,黑白世界中的布局谋势与事业上的运筹帷幄如出一辙,懂得围棋之道,便也能将生活与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在棋局对弈的背后,这群社会精英希图以传统国学荡涤浮世风尘,将自身志趣与中华文化融合,向世人推广围棋,使其成为像足球一样普及的大众运动。

“玩命”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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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围棋圈里,人人都知道“棋痴”谢骏。三十多年前偶然的一瞥,谢骏步入“棋途”,更几度差点因下棋搭上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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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谢骏再次在下棋的过程中完全失去知觉—大脑失去控制,大小便失禁,全身抽搐,面色青紫,舌头咬破。

这已经是谢骏病情的第五次发作。

“在下棋的过程中,整个人都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五次抢救,差一点就告别人世。”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谢骏认真问道,“如果一件事,你知道自己如果去做,就有死的可能,你还能去做吗?为了下棋,我能。”他的语气沉静果断,说话间,手在空中一挥,用力拍在桌子上。

“人生有很多种兴奋的方式,比如说喝酒能带来兴奋,性能带来兴奋,吸毒也能带来兴奋,每种兴奋的状态都有其物理反应。如果你理解这种兴奋的话,就能够理解我下围棋时候的兴奋。它比任何一种兴奋状态都更加深刻。下围棋能够让我感觉到,精神处于一种完全疯狂、完全不可自控的状态,完全脱离于自己意识形态的一种状态。围棋能让我体会到整个人灵魂出窍的感觉。”谢骏说。

第一次与围棋不期而遇,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谢骏还在做科研工作,内部称其为C3I系统,专门做空对空导弹的研究项目。当时,C3I系统是中国大力建设的以太空为基地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综合系统。出于工作原因,谢骏和同事们在内蒙古一带的发射基地出差,工作之余,谢骏经常看到同事拿着一本画满黑白子的书仔细研读。

好奇的他问同事:“你怎么看珠算的书?”

同事一愣:“珠算?这是围棋。”

那是谢骏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围棋。“在那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围棋是什么。在我的成长中,从来没有围棋这个概念。”而同事看的那本书,是日本一流棋手加藤正夫写的《围棋攻防技巧》。谢骏将它从同事手里抢了过来看。“当时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书里描述的是黑白双方在361个空间里面互相斗智斗勇的过程,有一点类似于金庸武侠小说的那种描述方式,非常精彩。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围棋,而且这么深奥。”

1984年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连胜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三大日本超一流棋手,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比赛彻底点燃了谢骏对围棋的热情。于是,谢骏开始托朋友把当时能够买到的围棋书都收入囊中,每天仔细研读,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学起,白天工作,晚上则与同事们一起在营房里下棋。

唐代李延寿在《南史·王传》中记载:当时的皇帝遣使送毒酒赐扬州刺史王死。敕至之夜,王正在与客人下棋,战到酣处,于是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从容地下完棋后收好黑白棋子,才对客人说“奉敕见赐以死”,然后坦然将毒酒一饮而尽。与王相比,谢骏之爱棋丝毫不逊色。在业余围棋圈里,谢骏被称为“棋痴”。“我喜欢下棋到什么程度?最极端的时候,我在研究所出差,到一个旅馆里面,对其他都没兴趣,就在门上挂一个牌子,‘209房有围棋爱好者,希望有兴趣者公开手谈挑战’,邀请陌生人过来下棋。用别人的话说,我对围棋的偏爱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

谢骏痴迷围棋的“古怪”事迹不胜枚举,比如年轻时交友,他要求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都去学围棋,“不下围棋,我不跟他们玩”。再比如他在所住的大院里召集了一个四五十人参与的“大院”围棋赛,接连搞了好几届,“搞得还挺热闹的,玩得挺HIGH”。当年在研究所时,他还曾经挨个找棋友挑战,两年里每天都看书对弈,最终与研究所里的一流棋手坐在冠亚军对决台前……

这股对围棋的执迷,也让谢骏承受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年轻时的一次败北,让谢骏精神崩溃,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生活。“这一盘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一下就把人精神整崩溃了,从此以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都有点失常。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回到家后,整个人都呆呆的,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到,没什么反应。”父母见儿子呆傻的样子都很担心,无奈之下,谢骏只能弃棋休养。

弃棋数年,最终谢骏却依然重拾旧爱—下棋带来的快感让他欲罢不能。“我属于大脑极端活跃的类型,大脑一旦进入思考的运行状态,就会觉得特别舒服。万一脱离这个状态,它就特别空虚,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谢骏特别喜欢进入这种“就像吸毒一样无法自拔”的状态,“我控制不了自己。完全不在意识控制范围之内的这种状态,很有意思”。

因为过于痴迷高度运算,谢骏的大脑开始向他发出警报。他得了一种叫做“博弈癫痫”的病症,当在棋逢对手,厮杀得难分难解之时,谢骏便会呈现僵直、痉挛、失神的状态。这种病只有在他过度思考的时候才会发作。“其实人跟计算机一样,当你的大脑一直在思维运转,速度快到一定程度,造成大脑不规则生物放电,通俗来讲就是突然出现死机,系统崩溃。人的大脑一旦崩溃,知觉就没有了,没有大脑的控制,人整个身体的惨状是没办法想象的。”

针对他这种症状,医生也给出了最有效的药方,也是最后的通牒—戒棋。这对平时跟朋友下棋“一下下一宿”的谢骏来说,几乎是要了他的命。“女儿一看到我下棋,就跟我急,跟我翻脸”,出于他的健康考虑,家人一直很反对他下棋。为了少让家人担心,他只好选择减少下棋的频率,规定自己每天只能下一盘棋。

为了延续自己的“棋情”,如今的谢骏将感情倾注在了棋盘和棋子上。前几年,他花费十几万元购买了一方顶级棋盘,“刚开始下棋的时候,是在博弈的过程中去享受,去挑战。随着生活状态、经济状态的影响,自己对于硬件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追逐,比如日本的榧木棋盘、蛤石棋子等,都是很名贵的材料。”

三十年光阴过去,围棋已然成为了谢骏生命的一部分。对谢骏而言,围棋的魅力可以超越死亡。他经常跟棋友们开玩笑,“你们下棋是下着玩,我是用生命在下棋,我是在玩命。”

关培超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原北京华海新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手谈”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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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棋手圈里,关培超虽然段位不高,但资历颇深。陈祖德、王汝南等中国围棋界的大师级人物,都是他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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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爷子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米白色衬衫,背带西裤,金丝眼镜后的目光仍然很澄澈,一副民国知识分子范儿。这位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老教授,曾任北京华海新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如今退休赋闲在家,每周都会出来会一会棋友。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现任深圳市瑞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余昌民曾经在《清华围棋纪事1964-1983》一文中提到过关培超对围棋的痴迷:“我不清楚关老师与围棋怎样初恋,但知早年二年级学生用‘聚精会神’造句,一个班有二十多个孩子写道,‘关老师聚精会神地下围棋’……”

而回想自己习棋之初,关培超笑道,“我对围棋产生兴趣的时候,很多棋友还没有出生。”上世纪5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教会了关培超下棋。当时,清华大学也有许多围棋爱好者。于是,一帮业余水平的人聚到一起,“互相下着玩”。

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围棋国手被下放到工厂改造。“那个时候,我们在清华大学属于逍遥派的,不参加文斗武斗,也不搞两派斗争。围棋国家队解散下放到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这个工厂是在朝阳区,离国家体委运动员大楼很近。他们到哪去,我们逍遥派的就跟到哪去,跟着他们继续学下棋,一来二往的,就成了好朋友。”

在国手的带领下,当年还是“小关”的关培超,围棋水平迅速提高。“那个时候只有单休,星期六不休,我们星期天的早晨就去,下棋一直下到下午。”

1983年,北京棋院的老同志举行了一场围棋比赛,关培超是业余围棋五段。三十年后的今天,关培超却感叹自己大概只在三段到四段之间了,因为如今的小孩儿“都很厉害”。不过,他并不以为意,“现在我都八十多了,主要是以围棋娱乐为主,胜负是次要的。”但聊到去年跟着清华代表队赢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关培超脸上又显现出了情不自禁的欣喜。“我们去年到过深圳、广州、张家口、内蒙等地方去下棋,今年要去成都、杭州……到处都去。”

近些年,关老爷子从围棋中得出好多体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一个是注意锻炼,第二是注意营养,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些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要是没有什么爱好,老在家呆着,就容易出毛病,容易得痴呆。”

所以,如今的关老爷子时常会出现在北京的元典方策围棋会所,以棋会友,跟棋友们切磋棋艺。大家都尊称他“关老”,他却谦虚,“这里大多数人都下得比我好”。围棋会所的所长尹小林是关老爷子的忘年交,只要老爷子出现在会所,他便会前来对弈一番。主职是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的尹小林一直忙着古籍的数字化工程,而围棋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近几年也得到了他的关注。

在他看来,就如围棋的别称“忘忧”一样,全身心投入的下棋,能让人忘记掉很多忧愁、忧伤、痛苦的事情。“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可以通过它减压。曾国藩在打仗的时候,就带着一副围棋,走到哪下到哪。”

在棋局对弈中,关培超享受到更多的是棋友之间的默契和交流。《世说新语》中提到围棋,言“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虽双方用手下棋,默然无声,但下棋时却是谋略的较量,斗志斗计,同时亦感觉得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如同对话,故称手谈。这种默然的交流方式甚至比说话交谈更加真挚。

对于关培超而言,围棋不仅是自身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内容的工具,更是朋友之间联络感情的所在,“应该这么说,除了家庭成员、亲属之外,朋友非常重要。朋友互相彼此关怀、照顾,在交往过程中,大家都有一种亲切感。”

得一棋坛知己,与自己对弈厮杀,实属幸事。去年去世的围棋国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陈祖德生前便是关老的好朋友之一。关老八十大寿时,他还题了八个大字“友谊长存,健康常在”作为贺礼。关老爷子爱惜地将其裱起来,挂在自家客厅里,跟其他棋友赠送的字画摆在了一起。

退休后,关培超的家成了棋友聚集的基地之一。“我的朋友挺多的,都愿意到我那儿去下棋”,每当有棋友前来切磋,关培超便会做点西餐。下完棋以后,他便和棋友们坐下来喝喝咖啡、聊聊天。“很愉快”,他说。

魏飞鹏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棋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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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飞鹏重视围棋中蕴含的众生平等理念,谢骏用看待自然的眼光寻觅围棋的奥妙,林路则将围棋与《道德经》相提并论,试图用现代思维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根。三人对于围棋各持己见,但最终,他们都将摸索得来的围棋之道,输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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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骏一样,关老的棋友魏飞鹏也是受了1984年那场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影响而爱上围棋。当时他正读高中,聂卫平带起的“聂旋风”席卷了全中国。“在当时,他能够打破日本超一流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相当于是民族英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可能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崇拜,对围棋开始自觉或不自觉产生了兴趣”。

当年,魏飞鹏一边跟着中央台的《马林学围棋》学习,一边买了很多围棋教学书籍,从最基础的布局、死活、定式开始学起。“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属于自发的一种爱好。”魏飞鹏今年四十多岁,在景德镇陶瓷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每周到围棋会所和棋友对弈,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

在他看来,围棋所体现的平等精神是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所严重欠缺的。“当今的社会结构是很畸形的,是封建式的,而且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围棋界的朋友,彼此间不管职务高低,我们坐在一起就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更不会因为你是一个部长,他是一个老百姓,大家就不一样。应该在大众里普及围棋,让这种众生平等的理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魏飞鹏对于围棋是一种纯粹的热爱,那么,如今让他体验更深的,则是围棋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围棋本身不止是一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宇宙本质的反映—棋子一黑一白,代表一阴一阳;方盘圆子,则代表着最初认为的天圆地方。一阴一阳、一方一圆,可以衍生出无穷的变化。”魏飞鹏认为,虽然围棋和宇宙一样都可以衍生出无穷的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在规则的轨道上。“大家下棋必须是有规矩的,每人一步,有序地运行。”

魏飞鹏把棋友之间的平等观念融合到公司管理中,“比如对下属,我们是一种关怀式的朋友关系”,他认为,与靠运气取胜的麻将不同,围棋的每一步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运筹帷幄,有全局和长远意识更加重要。“把它引申一下,你今后要走什么道路,这个路的每一步你应该怎么走,你怎么把它规划好,这种思考方式都可以借鉴到工作和生活中。有句老话,叫做‘吃亏是福’,有时你用一个局部小牺牲,可以换来全局更大的利益,不要为一时得失而计较,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谢骏则认为,围棋是“上苍抑或是上帝,传递给人类的一个解读自然和生命的密码”。在他看来,围棋的神秘之处,和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是人类不可求解的。“现在科技如此发达,但计算机都依然无法和人类对弈。围棋具有复杂性,很深奥,但是它的规则又很浅显。就像自然一样,自然界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浅显,但确实奥妙无穷。”

谢骏年轻时搞科研,后来做系统集成,做网络,再后来下海经商做贸易,做公关咨询服务……面对复杂多样的工作经历,他总是用自己在下棋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来应对各种不同情况。对弈时,谢骏喜欢从技术、心理、哲学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去检视自己,同时阅读别人。“这个过程塑造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方式、求解方式,包括对营销的、对品牌、对企业发展的求解方式。就拿营销来说,最重要的是创新、创意,你要做一件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同时要在情理之中,要集中于一点,还要琅琅上口,要跟你的认知体系有很多共鸣,这样,你自然就会记住它、喜欢它、传承它。这些东西在围棋中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你下一步棋,其实就是在跟你的对手交流。把这个对手想象成你的消费者,你一定要做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招数,你才能够真正战胜对方。”

同样是下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创作所所长林路从围棋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最近正在忙着写一部著作《围棋道德经》,他认为围棋和《道德经》是可以结合的,“我用围棋来证明《道德经》的伟大,同时通过《道德经》证明围棋的伟大,这两个都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其实它俩都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根就是阴和阳,就是平衡,它是同一个体系。”

林路觉得,围棋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抽象思维。“老子最重要的观念是无中生有,即世界是从‘无’中开始的。围棋也是从空、无开始的,然后在阴和阳的基础上产生变化。围棋的形式很简单,实际上已经简单到极致了,没有比它更简单的东西了。但形式和外延是成反比的,形式越简单,内涵就会越丰富。所以围棋的内涵会放大到无限大。这个基本理论可以证明它跟人类的行为、思维各个方面都能对应。往最深里说,它是宇宙之道的一个模拟平台,人类在这个棋盘上,可以模拟宇宙中修道,这个跟老子所说的‘道’是类似的,但是围棋比老子所说的还要广阔。”

林路是在一次事业瓶颈期中重拾围棋的。最早的时候,他在儿时玩伴的影响下接触过围棋,后来由于学业繁重逐渐放弃了这项爱好,直到前几年,他的公司队伍开始壮大,很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我开始要养一个队伍了。那跟我去打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升级到这个层面之后,我发现自己撑不住了,经验、知识储备、各个方面的资源都不够,那时候属于饥渴的状态。”这时,他偶然地重读了《道德经》。阅读之后,他发现其中的道理居然与围棋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通之处,于是,他开始认真地重新投入到围棋的学习之中。

“围棋非常锻炼心态,越着急越赢不了,它所有的道理都是可以应用到人生、工作和生活里。下棋没有信念是不行的,即使局面不好,你也要撑下去,撑下去才有机会。”从零起步,林路开始摸索着将公司经营起来。在完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林路凭借着下棋的信念一直坚持,“我相信,我一定能带好这个公司”。

林路认为自己身上的两个“缺点”不利于公司经营,一是太好说话,不够强势;二是瞻前顾后,不够果断。这两点都是他在下棋的过程中发现的,“围棋能让你平时很难认识到的自身弱点暴露出来。输了很多盘以后,你会尽量总结你是怎么输的。总结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思想。在企业经营中,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人的棋风和他的水平,基本能体现他这个人的性格。”

他将围棋与公司经营联系了起来,“围棋培养了我不能放弃的精神,这个是做企业的根源,没有这个精神,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并且,在围棋中,你应该先干什么事,后干什么事,是有侧重点的。公司经营也是一样,你要先捡最重要的、事关生存的事情做,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放,你必须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围棋的每一步都要抓住最大的一点和最急的一点。它能够磨炼人的性格,一般来说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围棋作为一种训练方式,就会弥补一些,会好很多。”

尹小林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学围棋研究会会长。

“木野狐”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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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人都能享受到围棋的乐趣,为之狂欢,为之陶醉——这就是谢骏的梦想,也是围棋爱好者们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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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邢居实的《拊掌录》有记载:“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明人谢肇也在《五杂俎》中提及古人对围棋的看法:“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远者,莫如围棋,其迷惑人不亚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虚矣。”以“木野狐”为名,意指围棋虽然是木头做的,但变幻多端、令人痴迷,有如妖魅灵狐一般勾人心智。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两次禁止百姓下棋。而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统治者也曾几次禁止包括棋类在内的文娱活动在民间开展。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感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认为围棋是比闲着无事略好一点的游戏,不齿于整日痴迷围棋的人。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木野狐”不再被视作蛊惑人心之物,更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为了让这项运动更加深入人心,许多围棋爱好者各出其谋,希望将围棋推广至世界各地。

正在维也纳大学留学的黎婷是林路的儿时玩伴,正是她让林路第一次接触到围棋。黎婷7岁时便被父母送去学棋,如今是欧洲围棋联盟远东事务官员、关西棋院职业棋士,同时也是日本职业棋手初段。作为职业棋手,黎婷显然更加看重围棋比赛胜负带来的刺激和成就感,“围棋胜负的这种比较激烈的地方更加吸引我。另外,围棋对于我的生活圈子的影响也比较大,可以通过围棋认识很多朋友。”

 

林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创作所所长。

目前,黎婷在欧洲围棋协会负责推广工作,“要说围棋最强的,还是中日韩这些远东国家。跟中日韩相比,欧美就属于围棋沙漠了。所以,有时候自己也会有点在沙漠中种草的感觉。”

黎婷说,跟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相比,欧美国家喜欢下围棋的人的数量非常少。而说到认可度,围棋也比国际象棋要差很多。“但是反过来看,说明围棋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关注度一定会有所增长。”最近,欧洲围棋协会开始了一项中欧围棋交流的十年计划,希望能够帮助欧美围棋有一个飞跃性的进展,对于黎婷而言,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动力。

最近从欧洲观赛回来的谢骏,却在欧洲围棋推广中发现了一些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围棋的娱乐化—这使围棋能够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他们的围棋大会,不像传统比赛搞得那么正式、隆重和严谨。除了主赛场主赛制以外,他们还有大量娱乐型的比赛,比如配对赛、多打多、男女混合双打,业余自由搏击等等。在围棋的娱乐化方面,他们做得比我们好。”

曾在清华大学主攻体育管理研究方向的谢骏还发现,欧洲围棋的管理很值得中国借鉴,“参加围棋比赛的任何一个人,什么时候打的比赛,是否赢了,赢了以后得的积分是多少,这个积分在欧洲给你带来多少排名变化,这些东西都有一套系统,欧洲早就完成了。他们做围棋大会已经做了57届,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而且每年各个国家都在争办这样的活动,也像奥运会一样,在争办、申办。怎么让围棋更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承?这个问题是我目前思考得比较多的。我也接触了很多人,在构思一些事情。其中包括要去创办真正的围棋世界杯,现在围棋没有世界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围棋一定要向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学习。”

谢骏是在游历中学习,林路则倾向于内省。一直痴迷于研究《道德经》与围棋之间联系的他,近期琢磨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天弈理论,“天弈就代表天道,我把它当做我的信仰,而且不单要自己追求这个信仰,还要进行传道,传出去的途径就是靠推广围棋,以围棋为平台,做到以棋传道。现在我身边很多棋友,大家都愿意推动围棋的产业化。单纯把围棋文化输出,大众难以接受,因为这个社会很难静下心去接受文化的熏陶了,所以,它得形成商业手段,才能把这种文化传输出去。”

与主张围棋商业化的林路不同,魏飞鹏则认为应该由国家规定,从小学阶段开始强制性地普及围棋教育,“围棋在中国,是首先应该大力推广的项目。它和象棋不一样,象棋是有帝王将相的,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围棋是代表自然界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构成。我觉得应该让这种自由平等的、制度化的东西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尹小林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更实在的围棋文化推广上。他创办了“国学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每年一届,今年已是第四届。同时,他在北京西三环的国图文化大厦三层租了个不大不小的空间,供中外棋友下棋交流,他还在中国棋院找了一位老师,每周在会所给棋友们指导棋艺。

虽说以会所为名,实际上,这里也兼备围棋资料馆和博物馆的功能。在这里,尹小林收藏了三十多种明清时刻印的围棋古谱和很多历史上用过的各种棋具,像是唐代的棋罐、辽代的棋子等。除此之外,这里还能找到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围棋资料和近三十年各类围棋赛事的秩序册, “这是别的地方很难找到的”,尹小林说。

由于身体原因,谢骏现在很少下棋,但他偶尔到会所来,和棋友们聊天交流。如今的他更多地在思考围棋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因为对围棋太热爱了。我觉得围棋对人的吸引力是超过所有运动的。那么围棋是否可以像其他运动那样普及,是否可以让大家像我这样去喜爱它?”

谢骏认为,围棋对大脑思考的要求很高,至少涉及技术、心理和哲学三个层面,而这些是其他运动没有的特征。“我觉得围棋是人类文化传承遗产中,最精彩的符号之一。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去体会、享受,去感受它的快乐。”

黎婷 欧洲围棋联盟远东事务官员,日本关西棋院职业棋士。

目前,谢骏正在与很多业界人士接触沟通,其中就包括国际围棋组织的官员。谢骏认为,目前,围棋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广度,但是深度还远远不够。

“围棋已经到了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智力运动的历史时期。1904年,法国人格林使足球成为了人类第一运动,一百多年过去,我们看到了足球产生了那么大的产业,吸引了那么多人的关注。现在对于围棋,需要一些更深的东西去穿透它。我们要从组织、体系、顶级赛事、规则的统一,以及围棋的娱乐化和商业的运作逻辑这几个维度上去求解,使围棋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世界各国大众的认可。”

“围棋是一项对人类有吸引力,甚至是杀伤力的桌上运动。这样一种来自中国、来自东方的文化精粹,应该让世界更多的人去认识,去享受。围棋可以走向世界,这一天,早晚会来的。”谢骏笃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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