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书外功夫 一场文化盛宴的诞生

对于当下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在书籍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思想制造者面对面,亲耳聆听、感知他们对于各种知识的见解和观点,成为许多读者更迫切的追求——一场文化盛宴就此诞生。

对于当下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在书籍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思想制造者面对面,亲耳聆听、感知他们对于各种知识的见解和观点,成为许多读者更迫切的追求——一场文化盛宴就此诞生。

一种文艺复兴的趋势似乎正在慢慢兴起。

在北京,只要是冠上“理想国”名号的文化沙龙所在的场所,一定会被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攻陷”至人满为患;实体书店相继倒闭的今天,却有越来越多诸如24小时书店1200bookshop、文化创意综合体方所等不同形态的书店登陆广州,吸引着人们前来捧场的,是周末一场接一场的名人对谈分享;而在与广州一江之隔的香港,这个曾被誉为“文化沙漠”的城市,却拥有一个内地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书展,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读者,穿梭在一个个讲座现场体会着各种智慧的碰撞,然后拖着鼓鼓的行李箱满载而归……

施宏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世纪文景创始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这座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每年盛夏时节启动的上海书展,便印证着人们对于文学的热情并未随着时日褪去。今年的上海书展,比去年又更热闹了许多。更准确地说,这几年的上海书展,是一年比一年热闹。不知从何时起,前来报名参加书展期间各种论坛、讲座、对谈的观众有增无减。如果没有VIP赠票或者入场证件,要想进入书展的主会场,还必须先排上一个小时的队买票。

这三年来,作为上海书展的重头戏,世纪文景一手打造的“文景艺文季”总是会吸引很多文艺青年前往。世纪文景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支机构,成立十年以来,以“社科新知、文艺新潮”的高雅的出版品位和浓郁的人文精神而凝聚了众多作者与读者。“文景艺文季”则缘起于世纪文景成立十周年的2012。三年来,“文景艺文季”总是放在8月的上海,与上海书展一同进行。

同是出版机构创立的文化品牌,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定期举行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不同,“文景艺文季”每年都会在上海书展举办期间,开展为期一周的文化分享活动;也与更注重文学创作培训的台北“印刻文学营”不同,“文景艺文季”重视的是文化的传播与思维的交换。

回顾千百年来,书籍出版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和维护文化荣光的最重要手段。而对于当下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在书籍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思想制造者面对面,亲耳聆听感知他们对于各种未知的见解和观点,成为许多读者更迫切的追求。

“时代、家庭、性别、生活环境、传统文化……这些巨大的力量不只在历史书和课堂里,在专业人士的讨论中作为讨论的主题而存在,他们就深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本应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2014年,“文景艺文季”的主题阐述里这样写道。将这些深植在生活中的巨大力量推广开去的,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出版机构,而是诸如阿城、王安忆、吴兴国、许鞍华、张大春、张铁志、朱天心、迈克尔·苏立文、孟京辉、阎连科等来自各个领域的文化名人。

文艺复兴趋势的背后,是出版圈里卷起的又一轮新浪潮——各大出版机构相继推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沙龙品牌,这也成了凝聚出版社旗下作者智慧和影响力的最佳媒介。做书、卖书,不再是出版社的唯一功能,他们逐渐成为一个精神容器,汇聚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各种内容,装载让读者感兴趣的一切——文字、思想,甚至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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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  第一年做“文景艺文季”时,施宏俊的定位是从推广书、推广品牌变成推广阅读。后来,施宏俊的想法有了改变,“读者拿一本书在家里看一个月,效果可能还不如提供两个小时,让作者跟读者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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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首届“文景艺文季”亮相上海书展。而在这之前,豆瓣小组上关于艺文季的活动信息一公开,短短几天时间,就有近600个人报名,而原本的计划只有400个名额。最后的活动现场,好些人都挤在过道上,或站或坐。

“第一年,我们并没有请专业的会务公司,工作人员全都是自己的同事。所以最担心的是人太多。我记得我们在安排不同岗位的时候,都有种严阵以待的态势。”第一次做这么大型的文化论坛,作为负责具体执行的王蕾要担心的细节很多。她是世纪文景现任总经理,同时也是艺文季幕后团队的核心人物,前两年主要负责细节的操作和嘉宾的接待,今年则接手了整体的规划和安排。

“文景艺文季”的诞生,既是计划之中,又带着一丝偶然。

2002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已是资深编辑的施宏俊孤身一人北上,配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创立了世纪文景。2012年,这家出版社成立十周年。为了庆祝自家公司的生日,当时还没回到上海,仍然是世纪文景总经理的施宏俊和团队开始筹备一次“庆生会”。

2012年,首届“文景艺文季”活动“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现场。出席这场论坛的嘉宾来自各个文化领域,包括马家辉、张大春、唐诺、王安忆、许鞍华、吴兴国、费大为、张元等。

“在艺文季之前,我们在北京已经做过几场活动了,配合我们的出版物、产品线来做些线下活动。”施宏俊对活动的定位很明确,“我们不是去卖书,也不是推广书,就是希望推广文景这个品牌,我们十周年了,想让别人知道背后的一些故事。”

2012年的活动反响很好。那一年的艺文季一共请来二十位国内外的嘉宾:阿城、张大春、朱天心、唐诺、白谦慎、费大为、张元、吴兴国……其中,最受注目的应当算是当前港台中坚一代的作家,给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港台文化的门。此外,来自艺术、戏曲领域的嘉宾也为读者带来了一股新的空气。就拿台湾戏曲界的吴兴国为例,虽然在台湾名声响亮,但内地读者几乎对他一无所知,然而在艺文季活动现场,却有许多热爱戏剧的观众为他而来,而他在现场唱的一段戏曲,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

“我觉得这些作家最大的号召力,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和碰撞。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创作环境和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有不同。我觉得内地的读者,平时很难看见他们对同样问题的不同考虑。从我们几场活动的观察下来,发现这样的对话或者交锋是读者最期待的。”王蕾解释。

“那一年他们请了很多港台作家,这些人对内地读者来说比较新鲜。主论坛的对谈也有内容,主持人马家辉控场很好,嘉宾之间的对话也很成功。”连续参加三年艺文季的记者唐骋华对第一届的观感最好,“第一年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文艺,吸引了很多上海的读者。”

2014文景艺文季宣传画册

2012年到2014年的三年间,每一届活动的侧重点都有所变化,但活动的主题一直都是“阅读未来”。其间也有人提出“是否每一年都应该有不同的方向”,但一番讨论后,团队还是觉得“阅读未来”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可阐释性,也能代表一种追求,所以大的艺文季论坛就一直沿用了这个题目。

第一年做“文景艺文季”时,施宏俊还是出版社的总经理,对于艺文季的方向他有着明确的定位:“文景十年了,应该有个转型——从推广书、推广品牌变成推广阅读。”

再后来,施宏俊的想法又有些改变,“总体上我们在做阅读,但阅读不是简单的实体书,或者简单地让读者回家读书,不是的。读者拿一本书在家里看一个月,效果可能还不如提供两个小时,让作者跟读者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来得好。读者可能会在这样的沟通中得到更多,让他有更大的兴趣或热情沉浸到阅读里面去。”

将地点选在上海,也有类似的考虑。“在北京的话当然也有意义,但说实话北京的文化活动很多,从艺术到文化到学理的都有。上海这样的活动反而少,如果我把这些文化活动放到上海,配合书展一起做,起到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当时就决定将艺文季放在上海了。”

话虽如此,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的主要线索仍然是围绕出版而进行。一方面是推广产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出版的关系,在文学、艺术、社科领域积累起来的人脉令文景能更好地邀请和组织起这些嘉宾。

从2007年开始,世纪文景就开始筹划港台文学在大陆的引进和出版,当时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张大春后来也成了文景文化活动的常客。后来,世纪文景又陆续出版了朱天心、朱天文、唐诺、骆以军、李永平等人的一系列作品。戏剧大师彼得·汉德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席去年原定的艺文季活动,但在出版社推荐的图书列表中,他的《骂观众》等作品赫然在目。而出席了今年艺文季的匈牙利国宝级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小说,更是出版社今年主推的外国文学类的书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2012年,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已经93岁高龄的苏立文出现在了艺文季的活动现场——他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和《中国艺术》都是由世纪文景出版的。

记者唐骋华认为今年的艺文季吸引力并不如往年大,因为今年的活动“文艺”的色彩淡了,出现了很多思想性的论坛和沙龙,“有些过于阳春白雪了,一般读者可能不感兴趣”。施宏俊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文化活动主题的扩展,他还曾经考虑过是否要给艺文季改名。

其实这一系列活动的变化,也是配合着出版社出版方向的拓展而进行的。“以前叫文景艺文季,因为做的是文化艺术方向的活动。但今年很大的不同是,一些大型活动实际上是关于社科思想方面的内容。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景的出版很大一块是文学艺术,但其实社科思想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方向。以前我们在社科思想方面的出版采取的是传统的做法,现在会更加面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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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当哈兹准时出现在艺文季的活动现场时,这个大牌欧洲作家给台下的观众带来的是让人兴奋的好奇和新鲜感,而对于艺文季团队而言,每一个人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直到那一刻才总算是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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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 世纪文景总经理。

“抱歉,这位乘客不在登机名单里”,前来接机的文景同事被这个意外的答案震惊了。

艾斯特哈兹·彼得到底去了哪里?这位在欧洲大有名气的匈牙利国宝级作家,本是应世纪文景之约,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今年的“文景艺文季”。临接机,才发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失去了踪影。当团队好不容易联系到欧洲的起飞机场,却意外得到了哈兹并未登机的消息。

“这个老人到底去了哪里”、“会不会中途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计划有变却没有和我们联系”……这些问题一直在艺文季团队负责人王蕾的心里打转。他们只好不断地给每一个有可能和哈兹取得联系的人打电话,最后,终于打听到了哈兹的情况,“他在巴黎转机的时候,改签了下一班的飞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自己改签的,还是航空公司改的,不过至少是知道他的下落了”。

当哈兹准时出现在艺文季的活动现场时,对台下的读者而言,这个大牌欧洲作家带来的是让人兴奋的好奇和新鲜感,而对于艺文季团队而言,每一个人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直到那一刻才总算是放了下来。

这种曲折离奇的“插曲”并不是特例。每一次艺文季启动之前,王蕾和她的团队都要被许多类似的问题所困扰。

今年上海书展启动前两天,各家媒体收到主办方的邮件,通知大家台湾作家张大春临时取消了行程,活动内容和嘉宾都要重新调整。去年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艺文季团队早早通过德国的出版社辗转联系到当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先锋戏剧家、奥地利大师级作家彼得·汉德克,一番沟通后,双方敲定了活动时间。以示对大师的尊重,艺文季团队专门准备了一场题为“骂观众”的讲座,请来孟京辉和崔峤作为对谈嘉宾,活动的宣传折页上也早早印好了彼得·汉德克的名字,连机票都已经订好。不料临行前,年迈的汉德克因为心脏手术不得不取消了行程。“他住在巴黎,不用手机,也不用Email。为了邀请他,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功课,费了不少功夫。没想到最后却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成行,真的是很不巧”,时隔一年提及此事,王蕾依然感到遗憾。

今年,“艺文季”一共请来了二十三位嘉宾,做了两场论坛,五场沙龙。看似并不频繁的活动场次,背后却要整个团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前两年相比,主题同样是围绕文学艺术展开,最大的不同在于增加了好几场社科思想类的活动,比如论及儒家思想的“儒家的生活世界”,以及试图回答如何再造中国文化传统来应对全球化强势冲击的“再造传统”。

“三年下来,我们变成了一支越来越专业的业余团队”,王蕾笑着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文季相关工作的复杂程度,它既是一次集中的系列文化沙龙,又是一家出版机构对自己品牌的推广,从邀请嘉宾、规划行程、选择场地等方面来看,团队还要充当会务公司的角色,处理各种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没有到在机场接到嘉宾的最后一刻,我们都没法真正放下心来”,王蕾说。三年下来,王蕾也有了邀请外国作家的经验,“国外的作家一般在年初的时候就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所以要提前一年就对他们发起活动邀约”,但是这几年,她发现对国内作家发起邀请也越来越不容易,得像邀请国外作家一样提早“预约”活动时间,“因为大家要参加的活动也非常多了”。

顺利接到嘉宾后,王蕾和她的团队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他们住哪里?喜欢吃什么?要聊些什么?有什么忌讳?这些琐碎繁杂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是王蕾和她的团队所要考虑到的。去年,王蕾负责了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行的邀请和接待。考虑到苏立文的身体状况,王蕾就其出行的交通方式还做了一番详细的研究:在机场需要借轮椅吗?需要走特别通道吗?餐厅的环境怎么样?对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的考虑,不仅让苏立文的活动现场异常顺利,同时也给艺文季赢来了好的口碑。

2013年,“文景艺文季”活动“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在上海思南公馆举办,97岁高龄的艺术史大家迈克尔·苏立文,与陈子善、李磊等人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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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几乎是一拍即合,丁当立刻同意了公司作为支持方提供经费赞助的想法。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向出版社提出任何要求。这种无条件的支持,是丁当对施宏俊的信任,也给艺文季团队施展拳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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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的讲座地点定在上海市长宁图书馆。比起去年,会场更大,座位的排列也更疏离。台上的主讲嘉宾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刘东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姚力教授。姚力以三十年前刘东主持编译的一套丛书开头,讲了一段暂停出版后更换序言的小故事,引出了后续内容,开启了整场讲座。

比起前几场文艺范儿的讲座,这场的观众年纪都比较大,却听得非常专注,还有人认真地做着笔记。讲座刚结束,工作人员就拿着速记稿开始整理,“要赶日报的截稿时间,尽快发给他们”,在这之前,她刚刚将上午讲座的新闻稿发给媒体。

在台下聆听这场对谈的,还有平安人寿的董事长兼CEO丁当。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公司的一些员工。穿着随意的丁当坐在台下,像其他听众一样专注,还不时会心微笑或点点头。在艺文季的宣传折页上,平安人寿保险的LOGO列在一旁,它是今年艺文季的全程支持,赞助了所有活动的经费。

丁当 平安人寿董事长兼CEO。平安人寿赞助了今年艺文季的全程活动。

严格说来,丁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与韩东、于坚等人一起,他曾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从商多年,他始终没有断掉和文学圈子的交往。

在北京,丁当和施宏俊聊天时谈及公司今年的培训方向会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在公司学习《弟子规》来推动企业文化。施宏俊听了,觉得这个想法“蛮有意思”。丁当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公司培训的主题,这和艺文季今年的诸如“儒家的生活世界”、“再造传统”等活动内容不谋而合。“你要理解中国,不了解儒家的生活世界,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和再造传统是不行的。”因为有文化上的契合点,所以施宏俊决定和丁当聊聊合作。

几乎是一拍即合,丁当立刻同意了公司作为支持方为艺文季提供经费的想法。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向出版社提出任何要求。这种无条件的支持,是丁当对施宏俊的信任,也给艺文季团队施展拳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作为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以“季”命名的文化活动,经费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多个海内外的嘉宾,邀请方要负责机票、食宿、行程,还有活动场地的选择,以及整个团队从北京到上海的成本,这些都必须列入考虑。而寻找商业支持的任务,就落在了施宏俊的身上。施宏俊说,寻找商业支持的过程,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艰辛。每一年,“文景艺文季”都会有一个商业支持方,首届是一家地产公司,第二届则是一家艺术公司,“商业活动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价值商业化。虽然我们现在也许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个转化的过程,但方向是这样的。”

进入出版行业整整二十年,施宏俊经历了出版社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和逐步开放的过程。在他看来,如今正有一波做线下文化活动的机会。“数字化时代,影响的首先是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版也同样受到冲击。但也要看到,里面是有很多机会的。线上的东西、数字化的东西多了以后,我们更需要一些线下面对面的活动。我们有很好的手段把大家聚集到一起,通过豆瓣、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组织一场大家感兴趣的活动。文化类的活动以后会越来越多,并且这种活动会很个性化,小众的、高品位的、有文化的,或者学术性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办成。”

而王蕾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未来将艺文季发展到国内的二三线城市。西安、成都、长沙等城市都已经列入了她的邀约名单。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几年的出版环境当然不容乐观,很多书店倒闭,但同时我又乐观地发现,有一批新兴的空间形式——你叫它书店也好,叫它阅读空间也好——正在兴起。最主要的是,总会有读者有阅读的需求,这也是24小时书店没有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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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  在“来不及珍重”这场活动中,止庵聊他的新书《惜别》,聊他对人生离别的感悟。好友史航是这一场的嘉宾,除了聊书,两人还聊了彼此对人生离别的感想,交流了一些“平常不太会聊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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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随笔、传记作家,读书人,文化人,文景艺文季嘉宾。

早在文景艺文季开始前几年,止庵就常常被邀请作为嘉宾来参加上海书展的活动。最近这三年,他的出现频率更高了——每一年,他都会出现在“文景艺文季”的嘉宾名单中,角色有时是主嘉宾,有时是陪聊客,有时是主持人。

之所以会成为艺文季的常客,和施宏俊也关系颇深。大概十年前,止庵到上海参加活动,适逢施宏俊正好也在上海,两人便相约去看当时热映的电影《达芬奇密码》。看电影之前,两人先去了一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社一口气送了止庵一大箱子书。一路上,施宏俊都在帮止庵扛着那箱沉重的书。后来天又下起了雨,施宏俊就在一旁帮止庵打伞,“自个儿身上都淋湿了”。

时至今日,止庵依然觉得那个画面让自己挺感动的,“现在这个社会,遇上这么质朴的一个人不容易。因为很难得,所以就成了朋友。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出版上的关联,就是因为那一天,他给我扛着箱子又打着伞,然后还请我看电影,我觉得不太容易。他并不是刻意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好人”。

后来,当准备出版《周作人译文全集》时,止庵压根没考虑别家出版社,索性直接就找了施宏俊谈出版的事。而当“文景艺文季”第一年考虑要作活动时,也在第一时间想到邀请止庵作为论坛的嘉宾之一。

“活动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在于你会发现人与人交往的纽带”,王蕾说。去年,乐评人、影评人孙孟晋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聊汉德克的时候,王蕾发现他很喜欢伯恩哈德,于是今年便又请他来继续参与,就聊伯恩哈德。在王蕾看来,比起关心邀请来的嘉宾吃什么、住哪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跟他聊天”,因为“你要了解他和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要表达的内容。”

三年来,王蕾接待了不少国际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去年,他们邀来苏立文担任艺文季嘉宾,而这次旅程也成为苏立文去世前最后一次中国之行。“第一次见他,同事把他接到会场。当时他一直拄着拐杖,非常绅士做派。但是进入会场后,他立刻就把拐杖交给了工作人员,自己步行走进会场。”会场边上布置了一圈书,九十多岁的苏立文就轻轻地扶着书桌,缓缓走了十几二十米的路程。在王蕾的回忆中,当天的天气非常热,而苏立文是全场“穿着最多衣服”的人,“整套的衬衣和西装,非常整齐”。

而在来到会场之前,艺文季的工作人员带着苏立文去了一趟思南公馆,在公馆边上,有苏立文老朋友住过的房子,“他曾经住在那里面过。他说他好像又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那个时候。”

艺文季除了是出版社与嘉宾间的纽带,还是嘉宾与读者间的纽带。张大春、朱天心、骆以军等台湾作家的到来,给内地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气息,同样地,内地的读者也给了这些作家很好的反馈。王蕾时常听他们提到,有时在台湾做文学活动,甚至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而在上海,总是会有好几百个读者慕名前来,有时场地内甚至涌入了上千人。骆以军就曾经在一次活动后,向王蕾提及,他觉得大陆的读者比台湾的读者更有想法。“他觉得就当下来看,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在语言上面的退化很严重。”

有时候,你也会在艺文季中发现嘉宾与嘉宾之间的纽带。第一年艺文季之所以邀来吴兴国,就是源于张大春的推荐。“他是张大春的好朋友,我们也希望看到艺文季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王蕾在台湾参加过一次印刻文学营,“有一晚他们请来林生祥、张玮玮还有周云蓬做了一个小型的音乐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以后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啊。”

“文景艺文季”今年邀请的编剧史航,也是源于止庵的推荐。在“来不及珍重”这场活动中,止庵聊他的新书《惜别》,聊他对人生离别的感悟。好友史航是这一场的嘉宾,“他喜欢买书,我也喜欢买书,平常我们来往聊的,都跟书有关。他托我买本书,我给他背回来了,他就来拿。他问我这本书值不值得买,我说这本书不好不值得买,或者这书值得,这书价钱太贵,说来说去都是这些事。”这一回,除了聊书,两人还聊了彼此对人生离别的感想,交流了一些“平常不太会聊到”的内容。

“艺文季就像一个缘日,”止庵说,“过去寺庙里有‘缘日’这个说法——在‘缘日’这一天,大家可以到寺庙里摆东西,互相结缘。现在日本的庙里还有‘缘日’,比如说在京都,每个月22号就是东寺的‘缘日’。跟史航聊点书以外的内容,认真地讨论,不太容易,平常也不太可能。这就是个缘分。所以,这个艺文季就有点像‘缘日’。”

越来越多人把艺文季当成一个在思想交流中结缘的日子,这也是施宏俊、王蕾和他们的团队所期盼的。在他们看来,艺文季存在的意义,就如同2014年艺文季宣传语中所书写的那样,“人的文学、人的艺术、人的思想,跨越语言、时空、国族的障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终有不一样的明天。”

2014年,止庵携最新作品《惜别》在上海长宁图书馆与陈子善、史航、周嘉宁、李蕾一同开启文景艺文季首场活动“来不及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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