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抢救老电影时代 宋向阳的光影故事

宋向阳的记录， 实际上是“无心插柳”这个词的最好佐证。起先仅仅是为了用照片留住老电影人的画面，后来一发不可收，拍摄了几百位国内外电影人的肖像，成为了中国电影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宋向阳来到林连昆家里的时候，这位老艺术家正躺在床上休息。见摄影师来了，他便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下床，坐在了客厅的藤椅上。

他用含混的声音跟宋向阳聊了一会儿。宋向阳说起当年他还没随父母转业到上海时，在北京人艺看的那场话剧《左邻右舍》。

林连昆在里头扮演的是一个二赖子“万人嫌”。在戏里，“万人嫌”总是喜欢跟人争辩，理屈就耍赖。宋向阳索性在林连昆面前演起“万人嫌”的招牌动作—嘴上哼着“哎呀，哎呀”，还前后甩着手，拍打自己的身体。

一看宋向阳表演的“万人嫌”，林连昆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歪着脸，但宋向阳看得出来，他开心极了。

当宋向阳架上三脚架，调试机器完毕，告诉林连昆“要开始了”的时候，这位老艺术家在瞬间突然将身体挺了起来，“眼神也有光了，脸也不歪了”。宋向阳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把三卷胶卷都拍完了。直到拍摄结束，林连昆才再次瘫坐回椅子上，看上去很累。

“我突然切身感受到，这些老艺术家多年艺术熏陶积淀而成的精神气质。”不止一次，宋向阳被他们的一丝不苟，对艺术的完美要求，还有坚强的意志力深深感动。

从2007年开始，宋向阳的电影人记录，已经维持了7年。他用自己的镜头，忠实记录了400多张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肖像照（其中150多张是中国的老电影人）。虽然最后呈现的只是一张照片，但背后却是无数琐碎甚至烦人的工作。支持着宋向阳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对电影的热爱，还有对老艺术家们的敬意。

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宋向阳与电影结缘于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名60年代出生的人，他小时候的文化生活可以用“贫瘠”来形容。“文革”结束后，文艺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六百多部老电影解冻，恢复了放映，一些外国电影也重新走上了银幕：《红孩子》、《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南征北战》、《母亲》、《列宁在十月》、《雾都孤儿》、《百万英镑》、《偷自行车的人》……这些银幕上的光影一下子涌入十几岁少年的世界，打开了宋向阳的世界，让他着迷。

中学毕业后，宋向阳参加了电影学院的考试，想成为一名中国的电影人。“我通过了专业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但世事难料，他最终还是像父母一样，成了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工作以后，宋向阳又接触到了摄影这门艺术。在镜头后面捕捉画面，让他产生了面对电影时的激情，渐渐也爱上了摁动快门的感觉。

“我之前拍得很杂，什么都拍。后来慢慢才找到自己的兴趣。”而宋向阳的兴趣，就是拍人。比起风景，人是更有温度的存在。一开始，宋向阳只是拍摄身边的一些朋友，也从没思考过将自己的拍摄变成系列作品。直到2007年，好友牛在一次聚会时对他说，“既然你喜欢拍肖像，为什么不拍一下那些老艺术家呢？”

牛和宋向阳是忘年交，亦师亦友。以童星身份出道的牛，从影多年，也做过话剧导演。他和宋向阳结识，也是出于对电影共同的兴趣。“我很喜欢和牛交流，他思想特别活跃，人特别真性情。”牛告诉宋向阳，圈子里很多艺术家陆续去世，却连一张好的肖像照都没有留下，很可惜。这些老电影人是伴随电影成长的一批人，很值得记录。“我特别信服牛，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宋向阳说。

从那时起，宋向阳就开始默默筹备。经由牛引荐，他在上海拍摄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电影人—导演汤晓丹。“我约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那时正在病床上，身体很不好。但我一说，他就同意了，告诉我说‘你来吧’。”宋向阳到了医院，发现汤晓丹的状态果然不太好，但他下决心要为他留下影像记录，便就地取景，拍摄了这位导演在97岁时，身穿病号服的一系列肖像。

7年下来，宋向阳拍摄了150多位老电影人的肖像。今年6月，他从中挑选了83幅照片，以“容·光—宋向阳电影艺术家肖像摄影展”之名办了一场展览。人们在这场展览中，看到了许多伴随中国电影成长的熟悉面孔：谢晋、秦怡、张瑞芳、舒适、侯孝贤、吴宇森……

前几年，宋向阳将拍摄的范围扩大。不只拍摄电影人，也拍摄戏剧人、配音演员等艺术家，拍摄的地区也从上海延伸到北京和广州。

“拍摄的时间越久，对这些老艺术家的敬意就越深。” 宋向阳曾经到北京人艺退休的老院长、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家中拍摄。拍摄结束后，当年已经八十多岁的苏民坚持把他送到电梯口，还告诉宋向阳一件往事。年轻时，苏民曾去老师曹禺家中拜访，曹禺也是坚持将他送到胡同口，他偶然回头，发现老师竟然对着自己离开的背影鞠躬。这种上一辈人对礼仪的坚守和传承深深触动了宋向阳，“我一听，我就知道我没办法拒绝他送我，他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导的。我自己这些年跟这些老艺术家们相处，也是自我学习的过程。这都是人生的阅历。”

走一个就少一个

电影导演谢晋的最后一张肖像照，正是宋向阳拍的。从小就是影迷的宋向阳对谢晋每个阶段的作品都很熟悉，为谢晋拍摄肖像更一直是他的愿望。“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好的作品，是中国电影史上很重要的导演。”宋向阳觉得，在自己所拍的这一系列可以作为电影史纪录素材的拍摄中，如果没有谢晋，那会是很大的一个疏失。

拍摄的时机来得很偶然。2008年中，他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一次电影论坛上看到谢晋，便立即拿着相机上前询问，是否可以为他拍摄一张肖像照。谢晋同意后，他们便就地取景拍了几张。由于拍摄的时间很短，宋向阳也没有带他专门用于拍摄肖像照的哈苏相机。没几天，宋向阳送照片去谢晋导演家，请求用中画幅照相机为他再拍摄一次环境肖像照，谢晋爽快答应下来，“等天气凉快一些的时候”，当时他们这样许诺，但这却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约定。

半个多月后，谢晋的长子、电影导演谢衍去世。这段时间，宋向阳出于礼貌没有打扰谢晋。又过了两个多月，宋向阳驾车经过西藏路公交站一个滚动广告牌时，无意间一瞥，居然在广告牌看到了“著名电影导演谢晋逝世”的消息，广告牌瞬间已经翻页。他吃了一惊，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慢慢把车停在路边，等待广告牌再度滚动。那行宋向阳不情愿看见的字再次出现了。

宋向阳立即开车回家，把之前为谢晋拍摄的那张肖像照放大成24英寸的大照片，送到了谢晋的家，谢晋夫人徐大雯详细了解了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确认是谢老的最后一张肖像。不久后，宋向阳再去拜访，看到徐大雯已经把这张照片挂在了他们的卧室的床头上方。

自从十年前开始这一系列肖像照开始，宋向阳就不停经历遗憾。很多老艺术家出生于上世纪初，活跃在四五十年代，这十年间，这些人陆陆续续走了不少，“走一个就少一个”，宋向阳感叹道。

在宋向阳的拍摄计划表中，曾经有一位叫夏天的老电影演员。他是配音演员潘我源的先生，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小生，后来专门演反派。“像这么一位有个性的演员，我一直很想拍到他。”但等宋向阳联系到潘我源表示想拍摄他们夫妻的意愿时，才知道夏天已经去世了。演过《羊城暗哨》、《阿诗玛》的刘琼，也是宋向阳很想拍摄却没有拍到的老电影人。“有些是在我这个系列开始拍摄之前去世了，有些是在我开始拍摄之后、找到他们之前去世了。无论是谁，看到他们去世的消息，我都觉得会非常遗憾。拍摄过的人，对他们有一种感情；没拍摄过的人，会很遗憾，以后就再没机会拍到了。”

这次展览中，宋向阳将三位活到百岁的老电影人的肖像照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上：汤晓丹、陈鲤庭、王为一。宋向阳拍摄这三位电演导演是在2007年到2010年间。几年以后，他们陆续去世了。2012年，汤晓丹去世。2013年，陈鲤庭去世。同一年，101岁的王为一也去世了—就在宋向阳说过还想再帮他拍一次肖像照后不久。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感觉，后来发现，我其实是在做一个抢救性的拍摄。有点像历史记录。”宋向阳说，这让他感觉自己的肖像拍摄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对话宋向阳］

我想拍出艺术家们不事雕琢的一面

记者：你拍摄过很多国外的演员和导演，比如岩井俊二、金基德、克罗斯·马素米、汤姆·霍珀等，说说拍摄这些国际电影人的经历吧。

宋向阳：拍摄金基德时，翻译是一个学电影的年轻学生，还是导演的粉丝。她一边打反光板，一边很激动地给同学打电话，说自己和金基德面对面。她的情绪很激动，不停地晃动影响打板效果。我只好让她专心工作。金基德在旁边隐约猜到发生的事情，就自己把反光板接过来，自己给自己打板，一边打一边乐呵地笑着，本来是拍摄半身肖像，我觉得这一幕很有趣，就退后机位拍摄了金基德自己打反光板的样子，觉得特别能表现他真性情的瞬间。

《新桥恋人》的导演列奥·卡拉克斯不修边幅，拍摄他时，他戴着墨镜，一副百无聊赖的状态。在我换胶卷的间隙，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支烟，准备抽。我通过翻译问卡拉克斯一天抽多少烟，他的回答是一天要抽五盒。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就是这个人的一种特质。他是个大导演，也是个烟鬼。在卡拉克斯下一次点起香烟时，我拿出准备好的小相机，抓拍了他从点烟到抽烟的一系列动作。我虽然给卡拉克斯拍了很多张照片，但点烟这一张是我觉得最生动最传神的。

记者：你是如何渐渐形成自己的拍摄风格的？你觉得好的肖像照是怎样的？

宋向阳：我参考过很多国外的肖像照。比如拍过邱吉尔的卡什，还有曾因为拍摄斯特拉文斯基环境肖像出名的摄影大师纽曼。他们拍摄环境人像比较多，但我发现，很多老艺术家的居住环境与常人无异，并无特别之处。后来，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想要记录的，其实是他们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我想拍出这些艺术家们自然而不事雕琢的一面。不要刻意让他们表现曾经的辉煌，因为他们曾经的辉煌在电影里已经通过镜头把他们记录下来了。我尽可能利用他们所处的环境，用自然光拍摄。好的肖像照能反映对方生活的阅历，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不是减分，反而是添彩。很多演员年纪大了以后不爱拍照，但我觉得岁月的痕迹其实可以体现他们浸染艺术的气质，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

记者：你在肖像拍摄上的追求是怎么样的？

宋向阳：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拍到那些老艺术家，留下一些经典。我对自己的拍摄有一个要求—要拍到极致。拍到很容易，要拍到极致就非常难，这往往受限于环境和拍摄对象。创作是双方的。你状态好，我有灵感，互相擦出火花，就能产生好的作品。我希望我的作品对他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像，而不是影楼里拍摄的那种千篇一律的东西。好的作品，是能够回味的。我一直认为好的照片也有素质、有气质。我拍摄了很多明星，但有些给的限制特别多。哪怕明星本人没有要求，旁边的助理和经纪人也会给出很多要求。我拍摄时对作品的品质有要求，我喜欢原生态些的照片，尽量把被摄者的所有细节都体现出来，进而体现人物的精神气质。所以，我也不太希望拍摄对象化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