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杨小洲 快雪时晴好读书

作为有名的『全天候读书人』,杨小洲访书、猎书、做书、爱书,以书为兴味,以阅读为痴迷。

作为有名的『全天候读书人』,杨小洲访书、猎书、做书、爱书,

以书为兴味,以阅读为痴迷。

杨小洲 作家、出版策划人、摄影师。出版作品《快雪时晴闲看书》、《夜雨书窗》、《牡丹诗帖》、《逛书店》、长篇小说《玫瑰紫》。影印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民国《电影杂志》等。

杨小洲只做精装书。

他对“精品”有着出人意料的坚持,版税可以商谈,但出书一定要精装,从出版第一本书就是如此。现在他自己做书,“精品”的概念被发展到极致,他决定复兴欧洲羊皮书的技术,来做中国的精装书。

杨小洲的家稍显局促,目力所及的空间都是书,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地上堆起的各色羊皮,是他为出版羊皮书准备的材料。

坐在杨小洲的书房里,能够容身的空间只有靠近门边的半尺距离。门早已被书层层堵截,无法打开。左手边的桌子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各种晶亮的珠串,甚至有一大盘紫水晶粒。杨小洲说,紫水晶可以改变家里的气场,有助家庭和睦。

紫水晶与羊皮,让这个位于北京西城的家显得十分超然,仿佛与一马路之隔的喧嚣无涉。

制造羊皮书

话题就从地上的各色羊皮开始。“羊皮书装帧华丽,摆在家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安静感。”杨小洲如此解释他为什么要复原这种古老的西洋书艺。他嗜书,买回来后摆在书架上,花哨的封面和大小不一的尺寸,都让书房显得太过热闹。

这与杨小洲在欧洲图书馆看书的体验相悖。巨大的书架之上,一本本古旧的羊皮书挺括整齐,烫金的字面和厚重的书脊却并没有给人以压迫感,反而让人静心。

想做一本羊皮书却是不易。羊皮书的一大特色是书脊上的竹节,这本技艺本来源于手工包装时用环固定书页,后来将这个环状突起做成了装饰。在机械时代,没有工厂会关照到这只存于手工业时代的技术。

杨小洲找到印刷厂,对方一听技术难,还只印300本,马上就拒绝了。他就和印刷厂说,印羊皮书,以后印书的业务也给你们。

羊皮的选择也是难题。杨小洲三次跑到河北辛集,寻找适合做封面的羊皮。印刷厂不负责裁制,杨小洲就自己剪羊皮,“原来以为300本太少,自己做才知道太多了。”他笑言。

在家里客厅的一角,堆放着四处搜集来的皮料。红、蓝、黄,像柔软的布,又有暗哑的光泽。他去买最好的羊皮做书,皮货商人不解,说这皮子做衣服能卖出极好的价钱,为什么做书呢?杨小洲反问,皮子能做包、能做衣服,为什么不能做书呢?

书的制作完全采用欧洲羊皮书的风格,版式则是中国明代的版式。杨小洲希望书能够“内外兼修”。在选择与羊皮书相宜的内容时,杨小洲犯了难。“选《红楼梦》没什么意思,你觉得莫言能配得上,但在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出的情况下没办法和人家去谈。”他最终选了“有一定知名度”、也以写文化类著称的陈子善、俞晓群、谢其章、彭国梁四位作家,还有他自己。

拿到样书的时候是去年12月份。天地凛冽,羊皮书却一点都不冷。生命的温度似乎能够传递下来。他把书放在暖气边一晚上,书的形状也没有丝毫改变。杨小洲很欣喜,他相信用最好的工艺做出来的书,“能流传几十年”。

羊皮书的定价不菲,一本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原本计划每位作家的书各出300本,但工序过于复杂,只好缩减到每种书100本。杨小洲似乎并不担心定价对于读者的影响,在他看来,阅读市场逐渐细分,电子书攻城略地,也不能完全挤压掉高端纸版书的空间。

他还记得,最后出书的时候在印刷厂守了四天,就是想看看蓝色的字体印在红色的羊皮封面上是什么效果。一个读书人也成了一个手艺人。

杨小洲的书房里,目力所及的空间都被书堆满。这段日子,他醉心于羊皮书的出版,于是家里四处堆满了用作材料的各色羊皮。

懂书的人

杨小洲喜欢书超过阅读,最中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懂书的人”。对他而言,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体,而是历史、工艺、审美和趣味。

他早年在水利设计院工作,资料室可以开购书证明,他大量地买书,但未必看。有时是因为书的装帧精美,有时是版本稀少。

如今面对着自己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房,杨小洲满足地笑言,问是否全部看完是颇为外行的说法。书本身即是意义。他买过一本1941年出版的《飘》,1940年电影《乱世佳人》上映,这本书“跟国际挺接轨”。另外一本1941年出版的是周作人的藏书,内页有周作人的印章。他能准确分辨出印章的真假,拿给记者看,真正的印章印记已经完全浸入纸张,没有一丝浮夸的亮光。

他说自己从未完整地读完《红楼梦》,但却喜欢搜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己卯本、甲戌本、庚辰本等,还有各种《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辑刊》。他甚至以2000元的价格收藏了张爱玲著《红楼梦魇》的一个版本。

何谓好书?挑书,杨小洲说自己最看重的是语言,“语言好的话,我才有兴趣看下去。”作家里头,杨小洲最喜欢周作人。“贾平凹文笔的驾驭能力很强……梁实秋,只有几篇文章好,其他的太油嘴滑舌了。”

在顶着墙排列的几大书柜下面,是被小心装进塑料袋里的线装书。他欢喜地拿出一本,发黄的纸页上有层层叠叠的印章,像几个时代的吻痕。在杨小洲家里,还有全套57期汪伪时期的杂志《古今》,周作人、黄裳等人都在上面发过文章。

过去,只要是黄裳出的书,杨小洲定会果断买下。黄裳学识渊博、文笔绝佳,有“当代散文大家”之称,晚年更以藏书、评书、品书著称于文坛。

杨小洲在文章中提及过他对黄裳作品的偏爱,“读黄裳先生的书,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一方面他的旧作不断重出新版,一方面他总有新作从容应市,两者算起来难免让喜爱‘黄书’的读者乱了方阵。倘若按行世的版本计算,芜杂凡三十余种,倒是洋洋大观的一种收藏喜悦。而这样多姿的版本状态,恐怕是黄裳作品的一个特色。惟其如此,收集黄裳版本也成一个书话,足见黄裳魅力所在。”

他看黄裳的作品,不仅看其“阅历丰厚经纶满腹的文字”,更看其不同版本的出版、编辑、版式、设计、印制及工艺等细节—“譬如《珠还记幸》修订本,版式阔大疏朗,使用纯质纸印刷,由设计高手陆智昌将七十幅名家彩笺修饰得色调温和,文雅秀丽。”遗憾两年前黄裳过世,杨小洲也没再遇着让自己钟情至此的作者。

买书占据了杨小洲最大一笔开销,他曾经一次性在地摊上买一万多元的书。但同时,他却对读者是否买自己的书毫不关心。“我从来不考虑读者的感受,”他说,“不读我的书,不是我的损失,而是读者的损失。”

写第一本书是因为2004年孩子出生,他辞掉了编辑的工作在家带孩子,闲时写下往日读书的感想。孩子很黏人,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写书,书的名字就叫做《抱婴集》。孩子抱到五六岁,他也出了好几本书。

“我很反对迎合读者”,他写作的态度和做书一样,为大众就要考虑很多,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出精品,有同道者自然会跟从。“大众式的阅读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普及式的、非大众式的阅读空间,这个空间对我们知识、文化的留存有着重要意义。”

杨小洲想打造一个理想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只留下让人感到安静的、有文化价值的书,是堡垒也是居心之地。当然,还有那些与古老造书工艺一脉相承的羊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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