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对岸（41）

取消等级授职，革除衙门化积弊

高校到底是去“行政化”、去“衙门化”，还是去“官僚化”？三者相较，我以为还是去衙门化较为贴切。大凡校务、院务、所务之类，就是一个单位的行政，不要这些当然不可能。官僚化则指向校长、院长、所长之类个人较为合适，批评机构还是应称衙门化。

革除衙门化，也决不能只限于高校，而应扩大到所有的教科文机构。

马屁精与等级授职制

一位师弟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现在学术界很多人，聪明才智不是用在精进业务上，而是用在马屁和关系上。问题当然是出在马克思批判和反对的等级授职制上。

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确有一套相沿成习的潜规则，说得难听点就是黑道。在这个官场中得以蹿升者，多数无非是马屁精和关系户。但有很少数秉承儒家教训、独立特行的清官，也代不乏人，已属不易，但往往受到排挤，屈身下僚。无论国民党时代的官场，还是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滋长各种腐恶，到头来都难逃历代皇朝覆亡的轮回，在大陆垮台。当时的教科文机构却一般并未沾染官场的恶习，一些教授还挺身反蒋争民主。

后来，没有真正改变等级授职制，反右时，又将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者划为右派，学界开始渗透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恶习。此种恶习真正泛滥成灾，是近二十年，中小学校长也难免官僚化。

当今的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愈演愈烈。根源是等级授职制。一个单位引进合适的人并不容易，而掌管人事的非业务干部，倒可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向本单位与下级单位随意塞人。不懂业务的人居然可以负责重大课题。故有人说：“出力的不出名，出名的不出力，有的人成了得奖专业户、院士专业户。”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由外行领导出面，官封名学者的荒唐现象。不懂行怎么能官封呢？此外，还有各种方式的自我吹嘘，以及无知媒体的瞎捧。分明是一勺豆腐渣，却成了一朵花的名家，绝不是个别现象。

校长大规模出国考察只是旅游

最近，准备大规模组织校长们出国考察。这不过是公款旅行，浪费大量民脂民膏。其故非他，校长们大抵都是等级授职制官场的既得利益者，望他们真正挖掉衙门化的根，无非是损害其既得利益。

从国外学点不中用的花架子，装点门面，有何用？完全是赘举。

教授治校要提防学术骗子

有人又提出教授治校。不妨介绍下美国某州立大学的做法： 由大学里一批资深教授组成委员会，可向州政府依次提名A、B和C任校长。州政府的权力，一是可在A、B、C中择人任命，二是将本州的部分财政收入支付给大学。其他校务一概不管。

此种方式，值得教育部参考，但也不适合完全照搬。因为按目前的实际，照搬名教授推举校长的模式，也会出问题。国民党时代留下的专家学者，并非绝无徒有虚名者，毕竟为数甚少。但有了约二十年衙门化的经历，所谓专家名流，徒有虚名者就决非个别例外。在一批“伪名流”中推选校长，可能是在一批武大郎中选拔一个武大郎当校长。

学术骗子并非全无业务专长，只是专业知识较浅薄。但他有本事把一个小橡皮袋吹成硕大的气球。某人的专业水平，外行人不懂，内行人清楚。成为名流的秘诀，一是善于得到外行领导的青睐，二是善于剥削和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目前没有公正的学术水平评估体系，没有公平的学术竞争，如果予以恢复，某些人的身价将大为贬值。

直接选举代替等级授职

不必将外国或港台地区的教科文机构都看成是一朵花。就我所知，在外国或港台地区，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效率并不高，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倾轧。但与中国大陆有一条根本区别，别人无论如何还是教科文机构，而我们却是官僚衙门。

在学界，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按照等级授职制的官场传统指派校长之类，必然会滋长各种人事腐败。历史上的吏部如此，如今不见得有真正的差异。

欲从根本上遏制教科文机构领导的官僚化、学阀化、奴才化、市侩化、骗子化等倾向，说来简单，无非两条： 一是各单位用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建立各单位负责人的任期制，各单位人员对负责人的监督制、弹劾制和罢免制。二是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

若不为此，中国的教科文单位决不可能实现公正公平，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

外国的教科文机构其实不必一定要直接选举，但为了矫治已沦肌浃髓的衙门化，只能走极端，非直接选举不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若直接选举，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领导者，只怕要落选，他们许多谋私利的暗箱操作，也将烟消云散。直接选举，对落选者应就地免职，回本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不劳组织部门安排异处为官。

教科文单位直接选举，至少有两点好处： 一是那些业务上不求上进，而拍马钻营者大抵不会当选，二是以权谋私者大抵会落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滋生学术腐败的大环境。

裁削行政机构权力

还要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不妨举一例。1980年在京举行中美史学讨论会，因规格较高，就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宴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通知，空间有限，一部分学者无法前去。师兄周宝珠也在其列。到了那里，方知外事局的人员早已按规划占满坐席。坐在我附近的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吴友良随便向一位外事局人员发问，他连忙指着我，说：“我不懂，这位是专家。”当时正值出国热，外事局又是完全效仿外交部的体制铺设摊子，人浮于事，人们对外事局的人员利用公款，出国旅游，议论纷纷，却完全无用。请问，外国的研究机构用得了如此排场吗？

重建对个人学术水平的公正评估体系，奖优汰劣，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故明史专家韦庆远先生曾对我说，一些外国的科研机构，对个人是残酷的，发现某人业务不行，就立即辞退，毫不留情，但研究所却保留了真正的活力。对自然科学而言，造假作伪，大多较容易戳穿。但在一个大项目下，个人的才能优劣，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难有公正评判。社会科学不同，造假作伪，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有内行才能戳穿。至于个人的才能优劣，更难有公正评判。

以上建议，在等级授职制下的各种“长”字辈，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数必然是反对的。

改革动力： 一正一反两个教训

我研究宋代军制，关于宋朝军制和军政的诸多积弊，在当时文人的笔下，除了囿于崇文抑武的偏见外，其他方面多有反映。但言事易，行事难，在宋时的阶级社会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大环境下，诸多积弊竟连一条也无法矫治。

凡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利的事，只要触及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编织的横江网，就寸步难行；反之，凡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害的事，只要有在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的需求，即使法禁甚严，也可通行无阻。

我关注的另一件事，是最近俄罗斯的军制改革。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军制的严重问题。但改革，首先就遇到了军中的强大阻力，因为许多将军面临失业。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不管将军们如何反对，改革也只能认真推行下去。理由很简单，俄罗斯不能容忍在国际军事竞争中处于劣势。

一正一反的历史教训，无非说明改革的困难，正在于不少人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作怪。中国的教科文机构能否进行认真的改革，无权无势的我只是个言事者，如果不说，是我不负责。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