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好民主”化解派系之争广东增城探索破解“问题村”治理死结

增城的村治探索，用法制和规则的权威让“阴斗”走向“阳斗”，用民主和商议的绩效让“对抗”走向“对话”，让利益博弈走向公开化和文明化，让派系政治走向公民政治，体现了依法治村和民主自治的生命力。

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通过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治理，促进农村稳定的一项顶层设计。

只是由于中国农村幅员极为辽阔，社情村况千差万别，法律规范无法面面俱到，难免不够周延，加上村民自治不仅需要破解先前民主与法制相对缺失遗留下来的老矛盾，而且遭遇经济增长和利益博弈多样化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使得村民自治的推进过程举步维艰，问题凸显的“问题村”不断出现。

在这些“问题村”中，“小村官大腐败”现象每每可见，农民集体越级上访、进京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匍匐不前，社会稳定危机频现。

“问题村”治理势在必行，但如何推进呢？

经验产生于基层。广东省广州增城石滩镇下围村的民主治理探索，逐步使老牌问题村内的派系产生良性博弈，成为村治示范点，是一个值得剖析和跟进研究的典型例证。

下围，一个老牌问题村

下围村紧邻东莞市，区位条件原本优越。1990年代初，广东，尤其是一河之隔的东莞市涌现一波开发热潮，但下围村却在“跟随”中发展缓慢，而且被戴上“问题村”的帽子长达20年。

这要从1994年下围村的征地说起。许多村民代表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们村征地，征了1277亩，1亩补1.5万，但是，返还地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在哪里，征地补偿款村民既分不到，也见不到。见不到没所谓，但用去哪里，不清不楚”。村民看到的是，村干部专权独断，暗箱操作，村内利益分配由少数干部说了算。也正因如此，按照与村干部关系的远近亲疏，长期以来，村民划分为利益博弈强烈、立场截然对立的两派。

村内派系的抢权争利的势头蔓延20年。1999年第一届村级直选，两派争斗选情十分“激烈”。上级政府不得不安排近400名警力在选举现场维持秩序。2000年，为解决无休止的集体越级上访问题，当时的增城市委书记曾入村蹲点三天，一度被情绪过激的民众围困。

争斗的结果是，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