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感言 重申权利更须重建信仰

如果没有公共舆论,还会有谁在意崔英杰不屈的呐喊?还会有谁在乎聂树斌不瞑的眼睛?
    记者节是记者的权利日。正因为如此,3天前即11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意发布通知,重申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的权利。通知列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粗暴干涉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甚至殴打记者、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通知强调: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有关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个维权文件中,不难窥见中国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其实,关于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或者说关于记者权利之缺失、记者尊严之缺失,早就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当然令人悲哀。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现状,并不会因为它的不合理,也不会因为公众的愤怒,而在朝夕之间改变。历史的惰性是顽强的,现状的改变只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因此不得不与这样的现状共存,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
    这也就是说,作为记者,我们注定了还要餐风沐雨,我们注定了还要历经苦难,我们注定了还要饱受熬煎。
    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相伴生的,是新锐媒体的崛起,是公共舆论的突飞猛进。公共舆论改变了很多,公共舆论还可能改变很多,比如孙志刚事件,SARS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以及仍在僵持中的聂树斌事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公共舆论的滑铁卢其实更多更多,公共舆论不能改变的其实更多更多。我们生活中的邪恶仿佛多头怪,砍掉多少长多少,循环往复,似乎永无休止。
    那种凯歌行进的浪漫岁月,于是与我们无缘。犹如填海,我们每填进去一座山,汹涌的海浪就会吞噬一座山;犹如地平线,我们每靠近一步,它就远离一步。我们投入的仿佛是一次没有尽头的竞跑、没有结局的搏斗。
    这的确令人沮丧,令人意气消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与我们生活中的邪恶的对抗,从根本上说,就仿佛是人类与疾病的对抗。人类永远不可能根除疾病,每战胜一种顽疾,新的顽疾难免产生。人类与疾病的战争是一出没有尾声的连续剧,贯穿人类的全部历史。但人类绝不会稍有懈怠。因为任何懈怠,都会导致疾病的大举进军乃至人类的没顶之灾。同样,邪恶和我们对于邪恶的抵抗,也一直是此消彼长。
    是的,我们都是常人,任何个体的力量,都决无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世界未必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世界却肯定只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世界没有变得更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孙志刚的冤魂能讨回公道?难道不会有前仆后继的孙志刚?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会有重庆“钉子户”的胜利和拆迁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公共舆论,还会有谁在意崔英杰不屈的呐喊?还会有谁在乎聂树斌不瞑的眼睛?诚然,我们取得的只是有限的成就,但既然我们都是常人,原本就不应对自己抱有过高的指望,能取得如此成就已属不俗,已足以奠定我们的自信,支撑我们继续坚守。
    希望与失望兼得,光荣与悲愤并行,骄傲与羞惭同在,这就是作为中国记者的宿命。我们注定了没有坦途,而只能在两极之间跌宕。在这样的宿命中坚守,在这样的宿命中经受熬煎,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坚忍。如果说激情来自良知,那么坚忍则来自信仰,即对于自己职业理想的信仰,即对于真相和正义的信仰。惟其如此,记者节不仅应该是记者的权利日,更应该是记者的信仰日。我们不仅应该在记者节重申记者权利,呼吁法制对于记者权利的切实保障;更应该反求诸己,扪心自问是否已经重建信仰。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会具备强大的抗打击力,始终以持平之心,应对外部风云的莫测变幻;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位置,做自己本分的事情,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因为热爱,而把没有尽头的苦役变成了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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