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不该是重大工程的“假想敌”

东线和中线工程已上马,通水的日子已预定,人们却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天开的工,也不知道南水北调工程在什么时候经过了哪些论证
    7月上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掘穿黄隧道,丹江口水库部分坝段加高到顶,媒体普遍报道的这些消息,寓含工程进展顺利的信息。在率先开工的东线,南水北调正在按年底通水的计划发展。只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遇到了一场渐趋激烈的争论。
  很多年来,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不仅是水利人的梦想,也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梦境。当水利人的梦想、国人的梦境开始变现的时候,三峡工程经历过众所周知的几番论证,经过了全国人大的投票程序,尽管论证过程并不完善,各种意见毕竟获得了公开的表达。也许正因如此,三峡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始终有某种程度的高调和公开特质。
  工程规模超过三峡工程的南水北调,就没有这么多的程序了,它一直是一个梦。但突然人们得知,这个梦已经在变成现实,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上马,通水的日子已经预定,而人们却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天开的工。同样,人们也并不知道南水北调工程在什么时候经过了哪些论证。南水北调的进程实在太低调。
  当三峡工程因为充分的论证、广为人知的辩论和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从而获得“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等意义的追加以后,南水北调工程悄然推进,使得三峡工程所获得的意义追加变得模糊。人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此重大的工程,实施之前定然同样有过周密的设计,工程可行性和综合影响一定经过了充分的论证。但人们并没有得到相关材料来验证自己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设想。这一状况直到西线工程的争议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开,才有了稍许改变。
  重大工程是如此专业,以至于公众对它很难有真正的理解。重大工程的建设之所以是重大的国家决策,在于它不只是一个是否有技术和资金去实现的问题,而且对安全、生态、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长远影响。公众的各种疑虑需要在事先获得解释,公开争议和各种方案的比较是必要的,争取公众的同意是重要的。公众的同意不仅可以通过代议机关的授权来表示,也可以通过在心理上的认可使重大决策具备内在的合法性。为此,让各种方案和争议充分展现在公众面前,让专业内的各种意见和非专业性的各种疑问得到充分的表达,应当作为重大决策的一般步骤。
  迄今为止,许多重大工程都是基于一种诗人般的灵机一动,然后,各种专业知识分子开始论证它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最后重大工程变成了现实。众所周知,三峡工程肇始于伟人“高峡出平湖”的宏大诗篇;南水北调也源起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宏伟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重大工程成功了,有的重大工程却成为历史的包袱,制造了太多的浪费和灾难。我们并不否认,每个人都有提出天才设想的可能,但同时也要承认,设想再天才也不是免于追问、免于证伪的理由,它到底应不应该和有没有可能实现,都需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
  公众并非论证的主要参与者,但论证的通过本身并不意味着方案必须推行,论证通过只是方案成立的前提,而方案是否得以通过需要公众的同意。某种程度上,重大决策的论证是为着方案获得通过而向公众游说,它既要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也需要回答公众的各种疑虑,哪怕这些疑虑看起来显得可笑。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不应该在天纵英明的个人手上,也不应该在掌握了知识的专业阶层手中,而在每一个如同你我一样过着寻常日子的公民手里。公众知情既是公民应有的法律权利,也是公众作为民主政治主体得以实现权力的条件。
  民众不是重大工程和决策的“假想敌”,而是重大工程和决策的利害相关人,他们要承受重大工程的全部后果,因此他们的感受和立场是不应该被忽视的。重大工程和决策过于低调,以致民意不能不缺席,体现着对民众的信任不够。一个走向文明的国家,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必须向这种决策方式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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