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回风 ——追记我的老师

从1978年之后的许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提着个录音机，给大大小小的会议做记录。重要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中国戏曲学术会议，我都是和简老师一起干活儿，白天听会，晚上写简报，有时还同宿一室。

【一】

高中毕业了。

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我，自以为能考上北大历史系，谁知成绩行，政审不行。父亲是大右派，本人表现又差，属于“等外品”。我被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改称的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注：这个戏曲学院后来撤销，恢复中国戏曲研究院）。都知道有个梅兰芳，可没人知道有这么个学院。于是乎，学起了戏曲，白天哼哼“一轮明月照窗前”，晚上泡在“长安”“吉祥”“广和楼”。我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像大学生。因为出身和表现都不咋样，在班上很孤立，索性搬回家住。父亲用乡音给我吟诵古文，看母亲写毛笔字，周日到张伯驹先生家里去玩，跟着潘（素）阿姨画两笔。系里有课，才跑到学校。往往是授课老师走在前，我一溜儿小跑跟在后。

最讨厌每个月一次的生活会，内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班上是挨批的主要对象，因为自己写的习作和日常的闲聊，基本都不合乎要求。一个同学曾在班会上瞪着眼睛，厉声喝道：“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小姐，现在知道了，章诒和就是。”负责管理我们的老师有两个，一个老“训”人，一个不怎么“训”人。这个不爱训人的老师，姓简，名慧。女性，中年，江苏吴江人，长得秀气，说话秀气。

学习的科目不多，以“戏剧概论”和“剧作教程”为主，其他的课程有如配菜。其中的一门课，叫“话剧选”，授课人就是简老师。她穿得雅致，她上课就和她的穿着一样，非常精细。一部《雷雨》能说上个把月，什么周朴园的发型，鲁妈的眼神，周冲脚下的球鞋，都在她的讲解范围之内。手里好像捏着一把手术刀，把人物形象的每根神经、每块肌肉、每条血管，都“剔”出来给我们看。我很有些纳闷：猜想她一定和曹禺认识，要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多，讲得这样细？除了讲义上的内容，简老师还融入自己的艺术感觉和人生见地。有一节课是专门讲繁漪的。谈到繁漪的年龄，她说：“婚后两三年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而繁漪自出场，就已不再那么美了。”不知怎地，淡淡一句我竟记住几十年。她私下里也批评我，说：“你是很骄傲的，这样下去对自己很不利。像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这是她发自内心的规劝，希望我好，毕业后能走得平顺。很不争气，我走得很不平顺，进了监狱。

一晃，多少年过去。

1978年秋冬，我从四川省第四监狱平反获释，先在四川省文化厅工作，随即申请返京，要求回家。承蒙先父的同乡、老友黄镇先生（时任文化部部长）关照，把我调回北京又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其实是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招牌，扩充提升而来，内设的戏曲研究所是研究院第一大所，其成员基本来自从前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所以，我跨进前海西街恭王府大门，见到的同事多为熟人。他们颇为吃惊：章诒和怎么会从监狱出来就直奔中央研究机关？我则以为大家都会欢迎我“返京归队”，谁知“同志们”客气两句，就躲开了。受到冷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反归平反，成见归成见。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压根儿就是“高寒地带”，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