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的现场质感

从斯塔尔夫人到托克维尔,法国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智识遗产之一或许正在于:直面本国传统中的幽暗面,沉痛自省,不诿过于外人,在废墟中重新构建自由

责任编辑:刘小磊

大革命期间领导游行、迫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的妇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从斯塔尔夫人到托克维尔,法国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智识遗产之一或许正在于:直面本国传统中的幽暗面,沉痛自省,不诿过于外人,在废墟中重新构建自由

自2012年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来,法国革命在中国俨然再度成为显学,且其热度经久不息。不仅《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现多个重译本,而且带动了夏多布里昂、伊波利特∙泰纳、马德棱、雅克∙索雷、卡罗尔∙布拉姆等人的著作进入汉语学界,一时蔚为壮观。

知识引介热潮之中,至少两个趋势清晰可见,一是出版方往往带有搭车心态,纷纷以托克维尔为金字招牌;二是新近译著当中,保守倾向的作者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此前革命叙事的“反动”,以及想象中对托克维尔的“应和”。

与诸多浮夸之词相比,斯塔尔夫人的确是思想谱系上19世纪最接近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作为法国革命后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她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知识考古意义上具有特殊价值,因此译介进入汉语学界也值得特别关注。

事实上,本书并非严格意义的革命史体例,按照原作标题,确切的译法应是“法国革命重大事件反思录”。全书共六卷,前三卷探讨的是通常狭义上的法国革命,即从旧制度的危机到热月体制;第四卷讲述执政府体制和拿破仑帝国;第五卷涉及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百日”政权,第六卷则跳出革命史,探讨英法两国的民情差异。

和专业的法国革命史著作——如后世的马迪厄、勒费弗尔、米什莱、索布尔等人不同,斯塔尔夫人的这部作品采取史论并重的写法,不追求体系完整和详略得当,加入更多个人观点,每一章节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抛开最后一章不论,或许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接近作者的写作年代,斯塔尔夫人在拿破仑时代和波旁复辟两章中,论多于史的现象愈发突出,甚至无法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画卷,给读者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译本采用同类著作惯用的笼统译名——“法国大革命”——值得商榷。

革命的现场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获得青睐的原因之一,在于托克维尔的生活年代,既距离革命足够之近,不致隔膜;又足够之远,有可能做客观评价。但对于一个多面相的历史事件而言,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研究的“唯一幸运年代”。对每一代人来说,理解历史都注定在一个给定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各有其意义所在。从当代读者角度出发,距离事件越远,固然越有可能窥得全貌,但代价则是“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朱学勤语),事件本身的面貌就越干瘪,最后抽象成为几句粗线条的话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尔夫人这部著作或许是为数不多的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出版社宣称它是“唯一的亲历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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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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