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战后日本 ——现代思想家鹤见俊辅的批判与思考

短短三天的访谈无法尽述鹤见漫长而精彩的一生，但平静的言语下依然可以感觉到往日的波澜。与其说是高谈惊心动魄的当年之勇，不如说是在袒露心灵的伤疤和痛楚。

说起战后日本，我们通常会想到这些事件：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确立、1960年代的安保斗争、“反越战”和大学的学生运动以及经济复苏等等。在这些论题上，从194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日本知识界的争论不断。与战时迎合国策的“思想空心化”相较而言，从明治时代起就开始“掌握特权”的知识人因为战后的思想解禁，在立场上有了多元选择的可能，不少有着战争体验的亲历者，开始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看待权力，有一些成了知识界的思想标杆。其中，就有2015年7月去世的哲学家鹤见俊辅（1922-2015）。

行动的思想家

在战后日本，鹤见俊辅以“行动的思想家”闻名。作为一个独立与反思的学者，他不但为知识界所敬重，也因为时常在重大的社会运动中勇敢发声而受到大众的敬仰。可以说，他是众多知识人心目中的一位精神领袖。

二战结束后不久，鹤见就和丸山真男等学者发起了著名的“思想之科学研究会”，发行《思想的科学》杂志，提倡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参与者各自的战争体验，重新省思民族自身及其战争行为。他组织了一群学者，就知识人在战争期间对当局的“思想输诚”（亦称“转向”）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将战争责任的议题推向了国民意识的深处。此外，在1960年代的“安保运动”，反对越战援助美军逃兵的“越平联”组织，以及支持韩国慰安妇争取国家赔偿的活动（1995）中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鹤见也是知名的反战联盟“九条会”（2004）的召集人之一。在他去世两个月后，“安全保障关联法案”被强行通过，同龄人亦是挚友的濑户寂内德（《源氏物语》的现代语译者）曾感慨地说：“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我想他对安倍政权不会沉默，会和我们一起大声反对的。”

贵族出身的鹤见绝对是日本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其父鹤见祐辅战前就是众议员，战后担任过厚生大臣，而外祖父后藤新平曾任台湾第四任总督的民政长官，经营台湾八年多，其治台策略被后人概括为“糖饴与鞭子”。出身这样一个政治世家，鹤见本可以在政坛谋得一条通达之路，但因为幼年起严母的管束，反而培育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拒绝继续走父辈的道路。15岁那年，不良少年被送至哈佛大学读书，其间因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入狱，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他在拘留所的抽水马桶上完成了哲学学位论文。后来他回忆，虽然完全可以一直待在拘留所里，安全地等待战争结束，从而免去逃避国难的“道德问责”与可能要杀人的“良心问责”，但最后仍然在“我不想在战胜的一方迎接日本的战败”这样一种近似“义气”的驱使下，搭船回到日本。一回到国内，尽管已身患肺结核，仍然被“合格”征召入伍。

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鹤见选择做军队里最下等的文职，担任收集和整理电波情报的分析员，侥幸没有被编入前线队伍。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战争责任开脱，反而诚恳地坦言：“我没有杀人是一种偶然。”即使在战后知识人的群体里，他的坦率也是异常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