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俄罗斯文学

近些年来，我常常怀念俄罗斯文学。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种 “情结”。它是一种不仅超越了功利动机甚至也超越了文学意义的精神寄托。

在上世纪30年代，我上小学时，读过一本杂志 《儿童世界》，上面说俄国一位大诗人，在一场决斗中被一个流氓打死了，而站在这个流氓背后的是——沙皇。从此我就记住了“普式庚”这个名字（“普希金”是他后来的译名）。于是，上中学时我找他的书看。那已经是抗战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苦，“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会有书。从老师那里借来两大卷老《译文》合订本，其中有不少普式庚的作品。同学中还传阅过《上尉的女儿》的孙用译本。这些作品充满了争取自由解放的精神，我读了非常喜欢，于是就把《译文》上普式庚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长诗《强盗基尔沙里》、短篇小说《埃及之夜》抄下来，又把《上尉的女儿》改写为一万多字的缩写本，编成了我自己的“普式庚选集”。

那时候还读过吕荧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普式庚——俄罗斯文学的春天》。我的青春正是被普式庚引入到俄罗斯文学的春天。

人在青春时代，又怎能不被屠格涅夫那几部语言优美、饱含激情的小说所吸引？读了 《罗亭》，书中女主角娜达说：“爱的悲剧是无报偿的爱”，这句话就刻印在心上了！《前夜》中的叶莲娜，为爱上一个异国人、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而煎熬得心慌意乱，在一家门廊中躲雨，碰上一个求乞的老太婆。叶莲娜急于救济她而又身无分文，就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张小手绢，倒让那个老太婆对她怜悯了——多么善良热情的姑娘！怪不得俄国评论家埋怨作者——怎么让俄国这么一位好姑娘爱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记不清谁说过：有些文学经典，没有一定生活经历，是看不懂的。对此我深有体会。上中学时，我曾得到国文老师的一件宝贵赠品——英文的托尔斯泰画传。它使我目睹了这位文学巨人的风采：看到他怎样在一间斗室中伏在一张小桌上写他的巨著，看到他怎样扶着犁在田野中耕地，对他十分敬仰。但在很长时期，我只是对着他那带着大胡子的肖像望而生畏，不敢掀开他的书。直到1950年代后期，当我身处逆境，才下大决心补这一课，把他的三大名著搬出来，深夜攻读。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那个一连几个小时向玛斯洛娃宣读起诉书的检察官所写下的一句话：“他不怜悯别人，也不怜悯自己。”深深的憎恶，极大的轻蔑，一下子把这个迫害无辜弱者的颟顸官僚钉在耻辱柱上了。

读《战争与和平》，久久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很小的插曲：在关系着俄国生死存亡的菲利军事会议上，库图佐夫是孤立的，其他将军都反对他的战略部署。只有高高躲在炕头上偷看下面开会的9岁农村小姑娘玛拉莎，凭着儿童天真纯洁的直觉同情库图佐夫，觉得这个老头是好人，而反对他的那些将军都是“坏人”。——伟大作家不仅胸怀博大，而且心细如发，与人民的心息息相通。

从此，我再不觉得托尔斯泰仅仅是一位陌生的巨人。

构成俄罗斯文学的血肉和灵魂的，是对陷于苦难中的人民的深挚的爱。由于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共同具有在古老的“黑暗势力”重压下追求解放的命运，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才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共鸣。

试问：凡是曾从旧社会的苦难中坎坎坷坷走过来的文学爱好者，有谁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而不觉得“感同身受”？

“中俄文字之交”，早在五四时代就由瞿秋白等翻译界先驱打下基础，以后又由曹靖华、戈宝权所代表的翻译家发扬光大，后来在鲁迅先生影响下，使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感情转到了苏联文学身上。今天，尽管苏联解体，但苏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作为人类的一场划时代的重大实践的经验教训的载体，仍然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说苏联文学中优秀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得于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大概也不会错。譬如说，在《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和平》之间，就两者恢宏的气势来说，难道没有一种血缘承传关系吗？

看到书市上充斥着过多软绵绵的虚情假意、乱糟糟的打斗喧嚣和足以败坏青年读书胃口的形形色色品味低劣的书刊，我不禁怀念起自己青年时代所钟爱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植根于黑土，发自对人民最深挚的爱，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纵然多年未读，仍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