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疑点仍多

1960年代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 历史信息能不能公开？印花税上调下浮什么理由 —— 重大决策过程能不能公开？瑞典公布每笔公务招待费用 —— 我们政府花钱的信息能公开到什么程度？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 “安全”“稳定”的信息边界在哪里？

会议记录、领导批示算不算

印花税调整如何启动，在哪个层级的会议上讨论，参会者是谁，最后结果怎么做出，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对于重大决策过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要求必须主动公开。但条例研究者认为，如果公民个人或组织想了解进一步的情况，完全可以向财政部提出公开申请。

然而，对于涉及公民权利的敏感信息，重大决策过程因不属法定必须主动公开的范畴，即便提出申请，这些信息能否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

“对于重大公共决策，过程的公开比结果的公开更重要。”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参与了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据他介绍，美国有行政机关会议公开法，专门规范行政机关的“开会”。行政机关的会议以公开为原则，一些可能涉及保密内容的会议是否公开，需由机构成员投票表决确定。不公开的会议必须制作会议记录，保证对公众开放其中可以公开的部分。

广州是最早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03年广州市信息公开规定实施以来，确曾有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市政府某次常务会议的会议记录。相关负责人则答复记者，会议记录的公开，须经过相关领导批准，一般只对申请人公开与其利益相关的部分，其他部分不予公开。

而可能对行政决策造成影响的“领导批示”，在他们看来，属于行政机关日常运作的内部信息，不属于须公开信息的范畴。

对于正在审议的重大公共决策、正在发展中的突发公共事件，多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