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创新来自哪里?来自私有产权的保护,所以我一再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司法改革,保护私有产权。”

责任编辑:冯禹丁 助理编辑 温翠玲

从上倒下、从左到右依次为:吴敬琏、李荣融、许善达、曹远征、许小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2016年11月4日-5日,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在深圳举行,以“创新与‘十三五’”为主题的本届论坛,设置了国企改革、金融创新等多个专题论坛,包括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森及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等在内的一百五十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这些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南方周末记者受邀与会,记录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部分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早期产业政策由于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与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讲建现代企业制度更要突出两条,政企分开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这两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创新来自哪里?来自私有产权的保护,所以我一再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司法改革,保护私有产权。”

吴敬琏:产业政策争论只关注了现象层面

我们官产学各界的有识之士,这些年来对改革和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较多地关注那些现象层面的讨论,而没有更多研究这些现象背后本质性的、规律性的基本问题。

最近讨论得很热烈的产业政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各方正在讨论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二十几年了,但讨论并没有逐步深入,常常出现在表面层次上打转的情况。

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日本在1970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初期和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表现出它很多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注意的是,在高速增长时期所采取的这类产业政策,早在1970年代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在1980年代初期,以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组织起来,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在1984年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产业政策由于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与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应该说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由于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而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小宫隆太郎他们编的那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后来的研究比“弥补市场失灵”更进了一步,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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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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