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5.8-5.14）

评审 曹西弘 刘洪波 刘小彪 钱克锦

NO 1.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
《南方都市报》，5月14日，作者：钱钢
此时，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紧迫！
有无数被压在废墟下的一息尚存的人，已经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度过了恐怖的第一个昼夜。大多数人，不可能坚持超过三天。唐山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余震频仍，可能有数千，可能有数万被压在楼板、砖石、钢筋下的人们，多数已经受伤，无水，无食物，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
与死神搏斗，抢夺生命，是现在这几十个小时救灾的第一急务。我们渴盼援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请专业抢险队和解放军尽早到达幸存者的身边或是附近；请医疗队火速在现场开设急救帐篷；请立刻开辟直升机着陆场抢运伤员；请立刻在成都设立伤员转运中心；请在灾场之外的各城市立即部署接应医院；请布置专门人员密切注意仔细倾听幸存者的求救信号 (如敲击声)；发现踪迹，边挖扒边送食物和水；对大片倒塌的楼群，请设法用鼓风机送风，请调动消防车持续大量喷水。
问责和反思，现在不合时宜。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在千万人命悬一线的这几日，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抢夺生命的大战。让我们给指挥者进言献策，为徒步进入震中的救援者鼓劲助威，为在黑暗中挣扎的同胞祈祷，加油！
也恳请指挥者，在十万火急之时，保持清醒的科学态度。请珍惜战士和救援队员的血汗和生命，不能像唐山地震时那样赤手空拳地蛮干。尽快调运大型机械，至少给抢救者充足的工具。在传媒的实时传播下，万不可用战士的生命去制造场面，去作秀。
这是令人忧心如焚的分分秒秒。1976年唐山地震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大地震在中国大陆发生了，而对它的反应、对策，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险阻。这场考验的严峻程度，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切高谈阔论，此时都苍白无力。行动！此时最需要的是行动。立刻行动，从抢夺生命开始。
【点评者说】一切高谈阔论，此时都苍白无力。行动！这是《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南方周末前常务副总编辑钱钢发出的呼吁。是的，首要的是行动！尽量为灾区做点什么吧！能做什么做什么，即便什么都不能做，至少还可以为生者与死者祈祷。

No.2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炎黄春秋》，第五期，作者：资中筠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了，但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们有没有进步？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现在都21世纪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得非常细，但是十七大、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惟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点评者说】仿佛和人“唠家常”似的文风，但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痛快酣畅，这就是心无羁绊的力量，实话实说的力量。忠言逆耳，但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更重要的是：民众爱听。

No.3“自由先于制度 真理标准大讨论新解”
中国网，5月11日，作者 秋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引发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思想解放的波澜，为“改革开放”开辟了空间。这里所说的实践，很显然是民众的实践，是基层的实践。
确认了实践的优先性，也就是确认了民众享有超越意识形态，无视或者突破现有的制度、法律、政策，进行规则创新的道德上的权利。意识形态、现有的制度、规则，或者说，掌握着这些东西的官员，对于民众的这些创新必须予以容忍。
真理标准一文所批判的旧体制的基本特征则是，民众只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情。这样的制度以政府的仁慈且全知全能为预设，政府自上而下地设计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民众被当作实现政府意图的工具，其创造性完全被抑制，政府关心的只是民众是否服从法律、政策，而不会去反思这种法律、政策的效果。事实上，由于这些法律、政策是政府单方面制定的，因此对民众而言总是不公平的，民众总是会陷入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的贫困与无权利、无自由状态。
1980年代开启的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它在逻辑上、道义上确认自由先于制度，才显著地扩展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才最终推进了私人产权、市场、法治、民主制度的发育。这对于当前正处于制度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尤其意义重大。制度转轨需要不断地创新规则，但假如禁止民众在法律、政策之外、之上进行创新，那么，法律、政策又何以能够自动地转轨？真正地达到这一结果的规则创新、制度变革，只能出自民众自己的努力。民众必须做自己的立法者，而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一文其实早就承认了民众的这种权利。
【点评者说】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30年前，仅仅是放开了一点口子，他们就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奇迹。而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民众诸多天才的制度性创造，正在被扼杀，比如作者也提到的“小产权房”，一个也许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城乡区隔、住房问题、土地价值最大化……的创新就正在遭到无情打压。如果说，我们今天进步得不够快，我们存在的问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难道不正是因为民众的创造力仍被束缚得太死吗？一遍遍口头重复“思想解放”，不如把实践的权利真正交还给人民。

No.4为什么管制再严也难消弭童工
《上海证券报》，5月9日，作者：周业安
企业愿意雇用童工的道理很简单，只要童工能够像成年工人一样干活，那么雇用童工就符合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只要成人劳动和童工存在替代性，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从企业一端来监控，很难消除童工现象，而从供给一端则更难。只要存在贫穷，就一定存在童工。贫穷地区的孩子出来打工，不是这些家庭的糊涂决策，也不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个人品质和伦理道德有问题，恰恰是这些家庭很清醒：如果不早点打工，就无法解决生存的难题！
所以，要有效地消弭童工，如果从需求方着手，鼓励产业升级应该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企业的知识含量提高，不再坚守劳动密集型，或者不再固守比较优势原理，那么工作岗位对知识的要求就会正确引导劳动市场上的求职者决策，未来的求职者看到各种岗位对知识的基本要求，就有动力先学好一定的知识再进入工作市场。而这样的企业也没有动力雇用童工。如果从供给方面着手，那么首先得解决贫穷家庭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普及；其次，通过义务教育的足额投入来让每个未成年人都能够无成本地上学，降低其退学或者不上学的动力；最后，给这些贫困的地区和家庭更多的经济自由，让其更好地获得发展的机会。
【点评者说】对社会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表面上总会令人感到“冷酷”，因为从中能嗅到“利益”，嗅不到“温情”，但却不得不承认它很有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的前提是注重规则、“不相信政府”，比如在童工问题上，就存在政府懈怠，或者因为税收利益而放纵甚至庇护企业的可能，但如果政府堕落，并进而引发法制败坏，又怎能寄希望它能循行“人道”，寄希望规则能得到尊重呢？

No.5CNN不怕华人起诉，怕的是失去收视率
《东方早报》，5月13日，作者：袁晓明
为什么说这个13亿美元的案子胜诉的机会不大呢？美国是一个极其看重言论权利的国家，言论权利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尤其是在司法的范畴内，对言论权利少有干涉。在历史上，有案子涉及远比“暴徒”、“呆子”更加有侮辱性的语言，然而最后都是言论者胜诉。当然，言论者虽有极大的言论权利，但如此大的权利，也注定言论者有很大的责任，并要承担其后果，只是后果往往不在法律的范畴，而是在市场和道德的范畴。历史上，一些卡弗蒂那样的人物对自己的恶语付出极大的代价，而给他们提供言论平台的媒体也在市场和信用上会遭到不小的损失。
因此，对CNN以及卡弗蒂的最有效抗议，并非是起诉或者是在CNN门前举行游行示威，而是降低CNN的收视率，并通过CNN的广告购买公司对CNN施加压力。其实，中国内地的许多涉外旅店都有CNN，为什么不可以换成FoxNews呢？换下CNN比起诉有更大的效果，CNN不怕诉讼，怕的就是失去市场。
相比起诉CNN和卡弗蒂发表侮辱华人的言论，中国律师对卡弗蒂把中国产品贬为“垃圾”的诉讼似乎更有意义，因为那样的恶语可能影响中国产品，并进而可能对中国工人就业造成直接伤害。我在乎中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他们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骂名没啥了不起，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不能受损失。
【点评者说】这是一篇颇得“中西调和”之法的评论。就“对CNN以及卡弗蒂的最有效抗议”而言，作者提出的招儿，也颇得“打蛇打七寸”之精髓。它或许会让对卡弗蒂感到不痛快的普通民众对西方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消费主义有更直观、更深切的认识。更何况，在舆情汹汹之下，单纯说理往往碰壁，高明的言说者乃至执政者，必须为公众的情感表达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虽然那更多不过只是一种情感宣泄。因为，真正换了Fox，情况就会更好吗？Fox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比卡弗蒂出格的主持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能被世界认可接受的“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