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媒体的进步，亦是政治进步
汶川震灾发生后，各大媒体均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报道，不论是死亡人数，还是财产损失状况……高度的透明使得全国民众顿时有了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此番场景不禁让我想起了曾经在书上读过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真正的消息只有导语上的十几个字，而对民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只字不提。
   
从大肆宣扬战胜灾害的“成绩”，到现在的媒体在最短时间内如实、尽责的报道灾情，如果没有政治的进步，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山东曲阜 孟凡凤 大学生）

多报灾情少报领导
5月14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连线四川广元电视台记者，请他介绍当地抗震抢险情况。不料，该记者便习惯性地用公文式的语言描述起来，“市委书记某某、市长某某亲临一线，靠近指挥”，可能是受不了记者的“照本宣科”，主持人打断记者的话：“说说具体措施。”而记者在迟疑了一两秒后，继续对交通、电信 、卫生等部门进行“表彰”，在一分多钟的连线中，广元抗震救灾的现场情况没给观众留下印象，倒是让人感觉是在为市领导歌功颂德。
   
领导的作用无可替代。但大灾当前，火烧眉毛，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建议媒体多报灾情少报领导，否则就是对受众情感的漠视。
（南京 林培 媒体人）

除了救灾，还有哪些事要做
 第一，为地震遇难者下半旗志哀。此次地震是近30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万，实际的死亡人数还会攀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4条：“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目前这种情况应下半旗，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为死者志哀，让生者铭记灾难。
   
第二，政府部门组织的庆祝、庆典仪式活动，应视情况取消或者从简。将举办活动节省的费用，捐献给灾区群众。

第三，排查震区、余震可能波及区域的中小学危房。这次地震中，不少中小学教学楼倒塌，将众多正在上课的学生掩埋在废墟之下。而根据调查，截至2006年，我国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占全国危房率的81%，尤以中西部为甚。
（上海 熊丙奇 教授）

依法治国不能靠领导重视
◆回应“有感于温家宝去政法大学”
（5月8日E30自由谈）
领导重视什么，什么就被重视；领导不重视什么，什么就不被重视——这是法制社会该有的现象吗？法律本是刚性的，法律的执行要靠领导人的重视而不是法律本身的神圣、威慑力和条文，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律的悲哀。连高端学者的思想里甚至骨子里都满是靠人治去践行法治的情结，那么，我们离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还有多远就不言自明了。
   
我认为学者们最为迫切该做的是怎样扭转“法治靠人治”的现状，而不是“揣测上意”加上而后的简单推测。至于郭教授要“不妨再和温总理较一回真”那件事，我认为他才算是做对了。
（山东威海 刘天放 大学教师）

一边是希望，一边是无奈
◆回应“偷猪贼扫过的村庄”
（5月1日A6特别报道）
在俺老家一带的农村，猪、牛仍是许多乡亲维持生计或者“致富”的主要途径，当然算大财产。瘦了病了，还有办法应付。防不胜防的盗贼，则让乡亲们伤透脑筋伤透心。
   
万般无奈之下，曾经有人想出办“寄牛所”这一招，就是让农民夜晚把牛送到由专人看守的“寄牛所”，交点费用，自己回家放心睡觉。也有地方开始搞村民联防，夜晚轮班巡逻。省电视台很快就制作了专题大夸起来：农民从此不再提心吊胆，云云。家畜被盗，十有八九杳无音信。不料电视台却把反面故事正面讲。有乡亲牢骚，本该负责保障农民生命财产平安的有关公务人员没用，反倒要另出钱去“寄牛”去“联防”，总觉得有点冤。
   
一边盼着发财致富，一边提心吊胆过着无奈的日子，就这样奔小康吗？
    （河南唐河 白冉 教师）

本报记者徐楠回应：
做完这稿，遇到一个以前养过猪的人。他告诉我：饭店、食堂等地收来的泔水，都是拿去卖给养猪人的。泔水存放已久，很多发霉腐烂，有的猪就是被泔水吃死的——因为混在里面的牙签，扎破了肠胃。

听到这个很难过。
   
在人们争分夺秒的“处理”之后，不知有多少病害猪肉流进市场。尽管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但监管总归是有限的。
   
作为一个城里人，我想对养猪农民说：你们应该更负责、不要出售病猪，但却怎么也张不开嘴。他们吃住在气味熏天的猪圈，天天喂猪自己却几乎从不吃肉。终于等到能赚钱的时候，还要天天提心吊胆担心猪被偷走。

新闻报道不该内外有别
◆回应：“北大一学者质疑 《纽约时报》‘藏人死亡’报道”
（5月15日 E32评中评）

也许北大学者张健只看到了新华社的中文报道，因为在同一天的新华社英文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4/30/content_8076871.htm）中，确实提到了有一名与警察对射的嫌疑犯被打死，原文为…otherofficersreturnedfire,killingthesuspect。如果《纽约时报》该报道是根据新华社英文稿写的，那么张健先生质疑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作者回应：
非常感谢这位读者的细心。我为没能搜索新华社就同一事件、用不同文字发出的、内容却包含重大不同的报道而向读者道歉。

另一方面，我对《纽约时报》报道的质疑，仍然可以成立。首先，即使在新华社英文电稿中，也未指明被打死的犯罪嫌疑人是藏族人。《纽约时报》宣称第一名藏族人被打死，仍然属于推测。第二，在该英文电稿中，仍然明确提到了牺牲警官的藏族身份，仍然指出犯罪嫌疑人拥有枪支并开枪拒捕，而这些都未为《纽约时报》所忠实报道。

编辑回应：
    看来，显然是新华社就一件新闻发出中英文版的报道，内外有别。要知道，信息时代，你发的中文报道，国外的人看得到，你发的外文报道，国内的人也同样看得到。

能“准确”报税才见鬼了
这两年经历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申报。以我的体会，要做到准确报税几乎是不可能的。先说“利息所得”。我有多个银行账户，又有不同的存款方式。有的银行卡可以同时挂几个账户，但不提供存折。要在年底从多家银行、多个账户中查清每笔定期存款的利息和每季结算的活期利息，至少有点难度。再说炒股。股票收入，有送股转股、有分红派息；股票的交易税、佣金也常有变化。几年下来，连成本都只能以千元为单位“毛估估”了。
   
疑问由此产生：银行账户是实名制，利息税的缴纳在利息结算时就已完成，我的薪金收入早已通过代扣代缴为国家所掌握，作为工薪阶层，其他那些不起眼的收入并非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不准确也不会有人来找我的碴。但申报表最后那段“我声明：……我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的文字，每每在我签完名后，会成为我内心的一种煎熬。
（上海 建恒 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