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一冷一热中的警方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赵军认为，在我国，性工作是非法的，这就为警方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他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对报案的“小姐”很少处罚。即便是老板报案，也很少处罚。但警方往往不会公开对外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我们不会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

赵军认为，警察在侦办小姐被害案的过程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小姐被害的信息，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小姐被害的规律性认识。从加害方动机的形成、侵害目标的选择、作案地点的确定、犯罪手法的运用，到被害方陷于被害情境时的误区、成功回避危险或逃脱被害陷阱的方法，办案警察都颇有心得。在正常情况下，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警方会及时将这些实用性很强的信息与方法提供给潜在的被害人群，以利于他们免于被害。但问题是，小姐所从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教授她们如何在性交易过程中避免被害，似有保护、支持、至少放纵非法性工作之嫌，似与警方厉行禁娼的法定职责相悖。
 

在调查中，赵军发现了警方主动向小姐传授自我保护方法的案例。这一处理方法在他看来“令人欣喜”的。比如湖北“7·3”系列绑架小姐案的主办警官的做法。
 

警官们说，为了侦破“7·3”案件，侦查人员在被害人从业的那一片休闲发廊聚集区展开调查，挨家挨户做老板和小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打消顾虑，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还结合“7·3”案件中绑架者的作案过程，给老板、小姐“支招”，以规避从业中的被害风险。例如，小姐跟客人到达包夜地点后，可借翻包、上卫生间等的机会拨通老板的电话，然后再以与客人谈话或自言自语的形式说出准确地点。这样，一旦遭到绑架，警察就能够迅速赶到予以解救。看到警方是真心保护小姐的利益，先后有两名小姐承认曾遭受类似侵害。其中一位曾遭遇绑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也正是这个号码，最终导致了整个案件的破获。
 

另在湖北某市，也正是因为派出所的宣传与提醒，令一名小姐幸免于难。此地的公安分局没有像邻近分局那样取缔“一人店”，但就“一人店”的危险向从业人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此地近年来连续发生小姐被杀的案子，派出所希望她们加强防范，同行之间要相互照应，有事及时报警。社区民警曾着重就此问题提醒过这名发廊小姐。于是小姐与隔壁发廊达成协议，遇到紧急情况就敲打两家发廊之间的木制隔板，相互救助，立即报警。在一人意图杀人劫财的灾难真正发生时，正是邻居发廊的报案和对面派出所警员的迅速到来，令这位发廊小姐幸免于难。事后，这位被扎成重伤血气胸的小姐出于自我保护，拒绝承认性交易的事实。因这一情节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也不影响对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考虑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卖淫违法责任的心理，以及她已经受到的伤害，警方没有继续深究这一问题。
 

类似的预防措施，当地警方尚未大张旗鼓地深入展开。警方对此项工作的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与集中警力的高调扫黄和“矫枉过正”的取缔“一人店”，形成鲜明对比。
 

赵军认为，在现时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舆论氛围之下，采用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防范性工作这一非法职业所带来的风险，作为主管机关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防范小姐在从业过程中被害，保护小姐在从业过程中的安全，就是变相保护性产业，是为性产业保驾护航。而后就会以各种理由批评警方治黄不力，放任黄毒泛滥，才导致小姐频频被害。
 

当年为防止性病、艾滋病而推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100%安全套计划的时候，卫生主管部门也承受了类似压力。好在当时有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主流媒体的声音也是一边倒，加上实施该计划的卫生主管部门并不负有禁娼的法定职责，该计划最终得以全面推展。
 

但公安机关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颇为不同，尚不具备当年卫生部门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警方以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预防小姐命案还仅仅停留在个案式的尝试阶段，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是必须的工作策略。
 

赵军认为，警察向从事性工作的小姐传授降低职业被害风险的方法，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保护小姐的生命和财产，而且还可适当改变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单一而刻板的扫黄者形象，从而提高小姐被害后的报案率，促使性产业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线索，有效打击犯罪。这显然是一件有益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益于社会治安，有益于公安工作的善举。“生命权无疑高于‘社会风化’，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也是完全合法的。这是肩负扫黄和打击侵害小姐犯罪行为双重职责的警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所采取的，最为积极、最具建设性的预防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