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飞

“进了上海再说,我就是求稳。”

责任编辑:朱又可

 

从上海外滩望过去,浦东五光十色的建筑。(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余鹏飞初见上海,是在十二岁时。他和伙伴们挤在村长家。松木方桌上的十四寸电视机,“雪花”飘闪,嚓嚓声不绝。男演员一身粗布短褂,挎了只竹篮头,走过招牌、霓虹灯、排门板、电线木头、法国梧桐,“白斩鸡喽,卖白斩鸡喽。”屏幕里的上海,黑白驳杂,光影疏冷,仿佛一个梦境。

填写高考志愿时,余鹏飞仍跟做梦似的。一类本科全填“上海大学”,“是否服从调剂”栏统统写“否”,二类本科及以下尽皆空白。老师父母轮流做思想工作,“分数都能进清华了。非要去上海,也可以报复旦。”余鹏飞道:“进了上海再说,我就是求稳。”最终父亲点了头,“去吧,去当个上海人。上海人哪怕失业,也比我们农民过得好。”

夏杪,余鹏飞背着被头、面盆、热水瓶,到宝山校区报到。新建的宿舍楼,一室四铺。室友皆有人护送。上铺同学的母亲,对余鹏飞做出拨划手势,“让一让,让一让”。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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