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解冻”骗局:受骗人家庭关系疏离,部分文化程度高
“女儿试过各种方式把母亲加入的诈骗群退掉。母亲又气又恼,坚决不许,最后说,我不交钱,你让我留着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女儿试过各种方式把母亲加入的诈骗群退掉。母亲又气又恼,坚决不许,最后说,我不交钱,你让我留着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姚星又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次,是因为母亲执意想去天安门“领钱”。
“你不要管我、我们断绝母女关系算了。”电话被挂断了。母亲带着哭腔,但“决绝,掷地有声”。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这个疯女人,现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厉害。
“想杀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过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时候依然咬牙切齿。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她知道,他们操纵设置了一个拙劣的骗局,披着的外衣叫“民族大业”“民族资产解冻”。
她是在一次和母亲的通话后猛然意识到不对劲的。两年前,她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让她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电话、银行卡号发来。她问用途,母亲支支吾吾,只说“是好事情,但要先瞒着你”。姚星觉得不对劲,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社会经验相对单纯,她至今记得2002年,母亲带她去火车站时,轻易被人以“这是假钞我帮你去银行验证”的伎俩骗走了两百块。
姚星最后通过母亲的微信头像摸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个“很丑的头像”,以红色作底,与此同时,母亲的聊天背景图换成了绿底。姚星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换了个这么丑的头像?”母亲说,群规定的。姚星留了个心眼,就上网查,什么组织会要求人把头像、聊天背景换成这样?
接下来看到的词,让她痛恨至今。顺藤摸瓜,她继续搜关键词,百度、知乎,每一个问答平台显示的问题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资产解冻是不是骗局!”“求助!如何让家人相信‘民族资产解冻’是骗局?”“民族资产扶贫扶助款是真的吗?是不是传销?”
每个问题下都能找到一群焦虑的子女:
“我给我公公说中央台曝光了,他说他看过,还说那是国家宏观调控,不能什么人都领。我都不想再跟他说什么了。感觉无可救药,我都想联系精神卫生中心了。
“我妈妈最近陷入这里面和我说马上就能拿钱,我要怎么说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链接发给她她就发火,说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和我们商量,我真的好担心。
“还在么?现在我妈也是身陷骗局,怎么劝都没用!”
无人报案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辉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子。根据腾讯转交过来的用户举报的线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单摆在眼前,他们却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仅没有人主动报案,更难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户举报后查封、专案组一个个给辖区内受骗者打电话,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没听说、没参与、没受骗。
第一轮尝试失败,专案组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电话联络为当面约谈。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骗局,只称公安局有事相找。还是吃了几个闭门羹,但这次事情有了转机:唯一一名愿意配合工作的受骗者向标,在2016年7月,冒着大雨从两小时车程外的寿县赶了过来。
向标不是来报案的,至少他本意并非如此。他只觉得,配合公安工作,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的义务。62岁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正、前倾,颇有股雄赳赳的气势,说完爽朗大笑。
听公安局办案人员说明约谈来意后,他掏出手机,毫不掩饰地向警员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种各样的群,“武当山北京慈善总群”“民族大业”“精准扶贫项目”,不一而足,手机震动不止——王辉叹为观止,“我估计能有一两百个(群)。”
屡屡碰壁的专案组警员们内心窃喜:这个向标,几乎是有问必答。他一五一十列举着自己参与过的所谓民族大业项目:从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经买了单价3600元的“巨龙国际项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项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会议项目”一份,单价139元的“精准扶贫项目”46份,单价55元的“亚投行注册费”68份……前前后后,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两万五千余元。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记表上,这两万五千元是向标的“损失”;但在向标看来,这是为解冻“五千年来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个国家的官家资产”贡献的力量,而希冀通过民族资产解冻获得“上面”承诺的巨额物质回报(比如“巨龙国际公司”承诺给一千万、豪车海景房、美国绿卡、坐飞机一元钱等),不过是顺带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对时事政治和当下流行的新概念尤为敏感和热情,每个词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随机组合起来。
他喜欢这种紧跟国家形势、心系民族命运的感觉,这撑起了他对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开始,他因偶然点进一个链接接触到所谓“民族大业”,只觉得“怪好玩的”,“平时在单位、朋友圈,没有这些话题。这些话题很特殊。在单位就是工作嘛,同事们每天都在聊临床,对什么是民族大业都不太懂。而在那个圈子里有那么多事情,就感觉很好玩。参与‘民族大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梦想、不甘落后的人,都想跟着国家的形势走。”
“你觉得那些是真的吗?”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时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认为他们做的是正事,因为他们在群里宣导的都是正义的理念和正能量,说只有爱国人士才能参加民族大业。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走千家串万户,如果工作没完成,我宁愿不赴约,连饭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实际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过来的,我的领导认为我很认真、负责任。”
“我们是有梦想的人”
向标的家在炎刘镇上,在寿县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级贫困县里,炎刘镇尚属于经济稍好的。镇上的中心小道坑洼,小货车开过沙尘漫天,折进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农村常见的带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种着树、有几方菜畦,玉兰花香一阵一阵。
房子是老旧了些,但任何人走进向家的客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挂满三墙的红色锦旗。农村一层的主屋本来就高,向标把锦旗从高到低足足挂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医术高明”“在世华佗”之类的溢美之词。除了老党员,向标另一个反复挂在嘴边的身份是“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着一行黑色大字,“专治精神病、神经病、精神分裂、颈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症”。
向标家门两侧的偏房里,住着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属找上门来的,四处求医问药碰运气的过程中,特意来拥有祖传秘方的“神仙”这儿碰碰运气。向标对自己的医术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这儿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边说边有意识地扭头挥臂,让人再次注意他身后的满屋子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医结合,中药、西药、针灸、刺血,关键看是什么病症。”
赤脚医生在农村并不少见,向标不过是其中之一。青年时期,他来到安徽靠行医谋生,自称“没有没治好的”,外面送个美称“神仙”,十多年后就从乡下搬来了炎刘镇。等到1995年上了卫校,拿毕业证办到行医执业许可证后,他成为街道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向标说着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我帮助了64个拄双拐的残疾人,12个精神残疾人,17个……”
“你怎么帮助他们的?是不收他们医疗费吗?”
“不是,就是我知道这些人在我们镇上属于家庭非常贫困的,原来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会导致一个家族的贫困。我不光给他们治,还拿钱帮他们投资民族大业的项目。”
向标自己的家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尽管家有菜园、基本生活开支极低,但从2005年前妻因癌症去世,加上儿子屡次创业失败,向标家至今已经背上了一百多万的债务,有银行贷款,有求助于亲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帮忙在担保公司借的二三十万。凭借在街道卫生服务站的本职工作和行医收入,他每年能赚到十来万,在一个贫困县的小镇上,这收入算相当高了;但他没有用于还债:“还给他们,我这个钱就没了。我拿钱来生钱。这是个理财方式。”
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平时偶尔通电话,对父亲的“民族大业”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亲对自己的财政有绝对的自主权。这两年,向标找到了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小卫。小卫是1986年生人,和向标整整差了31岁。她对这个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人充满了崇拜,两人第一次偶然认识时,她用“伟大”称赞向标的医生职业。“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就接触不到什么优秀的人。向老师身边,就都是优秀的人。”
小卫所指的“优秀的人”,正是民族大业群里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后呢,他们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过什么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书记啊。最起码他们比普通人接触的东西要多一点。”小卫在农村长大,上面有个哥哥,家里不富裕,从小是乖乖女、学习认真,但对数学、物理不大开窍。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她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开始去小卖铺打工,一年后去美容院上班。虽然学到了些人体经络、养生、美容的知识,但推销护肤品的要求让她觉得很无聊、不适合自己:“因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还要会说,性格要好。我不会说。我喜欢静,不爱天天讲那么多话。”
那么,“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没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后打麻将。你看隔壁,吃完饭就打麻将去了。但是我们接触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有梦想的人。所以我们接触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们是有相同价值观的人。”
王辉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为,就像所有电视剧、法制新闻里演的那样,那个冒着大雨来到公安局的七月天,会是向标幡然醒悟的开始,毕竟走之前,穿着警服的王辉还拍着向标的肩膀告诫说,这些是骗局,以后要多加小心;没想到,向标转头回家,就在群里买了新的民族大业项目。
王辉和同事们哭笑不得。向标成为了他们办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这个人,脑袋是不是有毛病?”
理财迷思
为这事,向标上了央视焦点访谈。那时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经将“巨龙国际公司”“三民城”的诈骗团伙基本打尽,诈骗金额逾两亿元、潜逃泰国的诈骗头目李保财也被捉拿归案。公安专案组节假无休,加班加点整理案卷起诉,76卷证据、文件、口供笔录,堆得比人高;诈骗团伙为“民族资产解冻”伪造的金条、银行文件、龙袍、印章、宝箱,光是运费就花了几千块,看得专案组警员们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这么拙劣的东西也有人信?”
总之,骗局事实清楚,向标为“民族大业”投入的钱,最后不过成了李保财在泰国购置十余套别墅豪宅、挥霍享乐的赃款。央视播出的节目录像里,向标和他的女朋友小卫却还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业是真的。这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表面上打击,暗地里在考验我们。”
这些话是他们从群里看到的。小卫把半张脸藏在电脑屏幕下,眼也不抬地回应着央视记者的疑问:“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个多月过去,这次,他们俩的态度动摇了些。王辉听说,焦点访谈播出后,向标羞得不行,觉得邻居们都知道了,笑话他。这次一上来,他就主动澄清:“上次焦点访谈来,我觉得我自己说得不太严谨。”哪里不严谨?对民族资产的表述不严谨。说着又重申了一遍:“应该说是五千年来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个国家的官家资产。虽然存放在国外,但是那些是我们中国的钱。现在我们要这些钱是天经地义的。要报联合国批复,如果近几年要不回来,那就又要再过20年。现在民族大业、民族资产结束了,以后不存在什么民族资产了,因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谁跟你说的?”
“群里讲的,说是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资产解冻不了,几年内要不回来,又要等20年以后。比方说,我是群主,我们几个都是好朋友,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你们又各自建群传播这些信息,反正都觉得是‘传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说的吗?”
“也不全是,还有项目的上级领导人。”
“项目的上级领导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来回应的小卫,这次放软了语气:“现在吧,你们又是公安又是媒体老来跟我们说,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确定到底该不该信了。但你们就是不信,我们就是信,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向标也有了点不好意思:“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能一开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说,看得多了,就觉得应该是真的。”但过了会儿,他的口径可能又会变成:“民族大业应该是真的,只是我们运气不好,这次被那个李总裁骗了。”
“民族大业”泡汤,向标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两件事上,一是儿子的创业,二是“云数贸”(另一规模较大的传销组织,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资,发展下线)。从2012年开始,向标陆续往“云数贸”里投了十几二十万,2016年10月开始,开始尝试“五行币”,又投了五千。“这几年又多背了十来万的债。”
“现在赚到钱了吗?”“没有。”
“万一实现不了呢?”“我相信云数贸会实现的。”
“为什么如此肯定?”“云数贸在全国都有,还做到外国去了,专门在泰国建旅馆的,在中国大陆搞得轰轰烈烈。它们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猫、京东抗衡。它怎么可能失败呢?”
无论拉家常时多么正常、乃至热心肠,只要聊到类似的骗局项目,和向标、小卫的对话,总是轻易地滑入一个逻辑无效的死循环。他们拒绝讨论事实与细节的真伪,拒绝辨别信息的来源,拒绝触碰半点“我可能错了”的假设,以不变应万变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两个逻辑来回应对方的一切质疑。跳出了民族大业的坑,却跳不出量子眼镜、量子电饭锅投资,跳不出五行币、维卡币、云数贸、330农场游戏、邮卡币……
“万一是真的呢?”
“容易被骗的人大概有几个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穷,手头上有点闲钱,又还有赚更多钱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没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涛穿着囚服背心,左手被铐在桌上,坐在铁栏里边,镇定且有条理地说出了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涛大概从来没想到,拥有师范院校的在职硕士学历、做了十多年中学教师的自己,有一天竟会以诈骗嫌疑从犯的身份被关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审判。
牢狱之灾是退场的警铃,但事实是,被卷入骗局的人里,绝大多数人的反思停留在为其带来损失的直接事件上,几乎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访到的数名受害人和诈骗犯中,只有诈骗头目李保财和中学教师周涛,真正意识到了各类骗局“旧瓶装新酒”的本质。农村出身的李保财只上到小学四年级,13岁就开始到外省打工,社会经验极其丰富、为人油滑,但用最朴素的方式道出应对万宗骗局不变的核心:“要你拿钱的都不要信呗!”
如果说小学文化水平的李保财尚是凭借朴素的认识能力,周涛则是极少数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涛的犯案级别不高,最开始甚至也是受骗者,后来因为发展了些下线被卷进案件,算组织里的低层。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逻辑显然太过姗姗来迟,一旦心存侥幸一步步滑进深坑,最后多半会骑虎难下。
周涛有三个孩子,都在读书上学的年纪,夫妻两人都在中学执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温饱,但养三个孩子,随着未来教育支出的增加,压力不是没有。“民族资产”等其他骗局项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几百甚至几十块的都有,又承诺了巨额回报,他想,反正这么点小钱,哪怕是假的损失也不大,就当丢了也不可惜,于是杂七杂八地投了不少。没有一个让他赚回钱,每到承诺的日子,群里就会出现各种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没有群里其他人那么狂热,只是将信将疑,又抱着侥幸想,那就再等等呗,万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个叫“黄龙”的人加好友,对方和他聊“民族大业”的事情,顺势把“三民城”项目推荐给了他。这次,对方告诉他:“如果三民城项目没有成功,其他你之前报的项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钱。”
这句话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回想,那时候,他有种一切都得到了解释的感觉。“破釜沉舟吧,最后一次了。”
于是,他交了三民城项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证”和“团证”两本证件,对方承诺,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颁布后就会发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实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换来那些经济回报,倒也不是不值得赌一把。
更何况,他在群里看到了那么多人,甚至有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总该是聪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么多比我聪明的人都信,我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比他们更聪明呢?”
大约两周后,黄龙邀请他去莆田仙游县三民城项目考察。周涛半信半疑,以没有钱推脱,没想到对方爽快地给他打了2000元路费。6月中旬,他来到仙游县,黄龙带他去了当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绍给一名据称是“三民城项目负责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墙上贴着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资产”相关的文件、物证。
周涛其实还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来自黄龙的承诺,“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可以衣食无忧。”
“我还是挺想赚钱的,然后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就做了。”
“什么样的侥幸心理?”警员曾这样问他。
“当时心情很复杂,很纠结,觉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还希望是真的。并且后来做了以后,发展得很快,越做越大,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到人真的多起来以后,我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了,不论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总结怎样的人容易被这种骗局迷惑时,他给出了开头的答案。我追问,“为什么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会信,但完全没文化的,他也听不懂这些项目在说什么。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种自负,不是自信,是自负自满,他们不相信自己是错的。”
说到这,周涛低头、语气骤轻:“我之前,也有点自负吧。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浪潮”
7月中旬,周涛第二次来到莆田。这次,全国各地来考察“三民城”的人汇聚一堂。豪华的酒店会议厅,真实鲜活、各行各业的人,“融洽信任”的气氛,“三民城”组织展示的种种物证,“上层领导”的现身……现实世界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凤也曾亲眼见过所谓“民族资产解冻”项目组织的会议。去年8月,广西南宁,专案组已经事先布置好警力,准备趁着会议将“巨龙国际”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会议在当地一家装潢豪华的酒店召开,一两百号人身着统一的红色上衣,队列排得整整齐齐,偶尔有集体敬礼、喊口号的仪式。台上摆着一排“宝箱”,放着伪造的“民族资产解冻”物证——假金条,伪造的国库或银行凭证,盖有假冒国务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来的李保财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组排队上前参观。在这里,李保财被吹成了一个神话式的神秘领袖:他声称是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的儿子,真实年龄已经80岁,但仍保持着37岁的容颜。
“跟邪教一样,非常虔诚。”宋秀凤回忆,“组织形式和传销类似,但他们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数几个好像不太相信,中途离场走掉的,也没人管。”
由于担心发生大规模骚乱,他们一直蹲守到会议结束,才对主要诈骗嫌疑人逐个实施抓捕。她和同事在宾馆电梯里将其中一名女性诈骗犯逮住时,问该嫌疑人在团伙中是干什么的,对方张口就说:“看库的。”
“什么库?”
“西南地库。”
真被洗脑还是假被洗脑?有时连警员们也说不清。向标也深以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钱最终都会流入国库,甚至在破案后面对公安人员“如果赃款被追回返还给你,你要不要”的问询时,依旧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是进入了国库的,我不会收”。
他女朋友小卫却在他走后,嗤之以鼻地轻笑了一声:“怎么可能不要呢。”
广西南宁、北海等地都曾曝出过类似新闻,甚至一整个村子都基本被熟人关系圈拉入传销或诈骗组织的事,也并不罕见。“巨龙国际”的头目李保财在追溯自己走上诈骗的历程时,把责任归咎于20岁开始的酗酒赌博和“环境不好”。他操着粤语口音:“广西那个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会儿,广场上很多搞传销的啦,谈资本运作,谈开发。发下财这样子。反正很泛滥。”
当时他30岁,已经在社会上混了17年,换过不少营生,在餐厅洗盘子、擦皮鞋、掏粪便里的虫子卖给养鱼贩、卖西瓜、开养生会所,从最开始的正经劳动赚钱,慢慢涉足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行业。2009年左右,他在火车站旁边和人闲聊,认识了一小撮聊传销的人,渐渐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时混社会的警惕,从最开始,他就没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贫苦农民,自从他离家打工后便不大管了,两个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联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没有真正的好友,结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气暴躁,两个年幼的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记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无关……可信任的社会关系几乎是零。
不久,这撮四人的小团队以“中华十七梅花同盟会解冻资产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民族大业”的行骗——之所以选择“民族资产解冻”,是因为团队中有人对此骗局已有几十年经验、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据李保财自己的描述,“没什么人信”,并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伙被逮捕,只有他因没用真名而逃脱。
当年由于涉案金额较小,同伙入狱一两年后即被释放,但对“叛徒”李保财耿耿于怀。尽管如此,诈骗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来钱又多又快、永远有人上当、也最熟悉的赚钱手段。2015年,同伙冰释前嫌,再把李保财约出来喝茶,重启“民族大业”。最开始的进展依旧缓慢,直到在发展下线过程中,遇到了具有传销组织经验的得力干将,把传销中发展下线、凝聚组织向心力的模式带进了“民族大业”骗局……
“巨龙”的发展速度,从此一日千里。“我哪晓得会搞那么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铁栏里面的李保财肥肉满身,每聊几句就开始掰扯手铐。
不幸与不甘
看守所里,哭得最惨的是46岁的肖思。尽管已消瘦到颧骨突出,但还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夸时,她显然愣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经老了。”
年轻时,她的生活确实令人艳羡:嫁了在当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个会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学的聪明女儿。但少有人知,这光鲜背后的家庭关系已然支离破碎——
“你丈夫平时不会跟你说,注意预防怎样的骗局吗?”
“不会。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点就出门上班,总是零点以后很晚很晚才回来,我都睡着了,平时根本没机会交流。”
“女儿呢?你和女儿说过吗,她劝过吗?”
“她不知道。上大学后,大概一两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么、过得好不好,我自己经济上的事情不跟她说。我也怕打扰她,她很优秀的,不是我做母亲的偏心,她是真的很优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时候打电话过去,在图书馆不方便讲话啦、在忙什么社团活动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时间。她和爸爸比较亲,可能说得多点。”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经济也各自独立、互不干涉。最开始,两人好过。二十多岁时,肖思因事故伤了脊椎、行动不便,丈夫也曾彻夜陪伴治疗,但逐渐敌不过时间对感情的淡化。肖思从卫校中专毕业,后来在烟草公司负责财会工作,婚后也自己兼职做些直销生意,比如去公园推销卖虫草。随着年龄渐长,经济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自己的养老金够不够?女儿以后还要成家买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两名男子打着投资开发民族资产的名义,号称成立大中华海外投资银行,诈骗他人钱财100万元
肖思便上网查“理财”,搜索结果跳出来往下翻,维卡币之类的进入了她的视野。她不信任银行,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执念——当时,她刚把三百块存进存折,第二天就被盗取了。网上这些理财方式,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承诺的获利也叫她蠢蠢欲动。
她不清楚真假,确实也曾搜索过。但搜到的结果众说纷纭好坏参半,她也不知该信哪个。思来想去,她下了决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理财嘛,不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嘛,哪还有不承担风险的?
之所以参加“巨龙国际”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也是类似的心理:“虽然我当时不相信,但看见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巨龙国际项目,我就抱着赌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于表达能力出众、当地人脉广、有一定组织能力,还有处理公司财务的经验,她在南宁的大会上被李保财看中,纳入公司管理高层负责财务账目工作,并被李冒用身份证,以她的名义注册了“彩龙”公司。
和中学教师周涛一样,骗局只会是个向下的滑坡,一旦迈出将信将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后彻底明白这就是骗局,也很难摆脱“身不由己”的处境和缠身的欲望。去年5月开始,她甚至大胆到与李保财的团队分裂,不再把收上来的会员费上交,自己带小团队单干(与此同时,李保财则称她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个多月,四千多单、每单3600元,总金额约1400余万。她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钱,被冲昏了头脑,害怕又兴奋,疯狂购物、买车买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将的爱好,输了几十万……
东窗事发后,她抽抽搭搭地抹着眼泪,眼眶全红:“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书、种种菜,前段时间我还和女儿说,我想去学钢琴……我不该贪心的,现在我什么都没了……这次丈夫一定会和我离婚的,我身体又不好,我会死在这里面……”
然而,听说自己投了39万的维卡币也是一个骗局后,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不会吧?”
每个悲剧背后都有一个疏离的家庭
北大副教授张昕专门研究老年心理学,他曾在知乎上写专栏文章、开线上讲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让你别给骗子汇钱,你怎么就不听呢?》。这也是和姚星一样的受骗者家属最纠结的问题——不管他们如何使尽招数证明那是骗局,神秘的“组织”似乎早就教了他们的父母一套应对方式:亲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离子散,做大业的人必然是孤独的!看到负面新闻?伟大的名人某某某最开始也被人诋毁!群里谁传播负能量谁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击?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有意志坚定、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赢得胜利,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别后悔四年前开始教母亲用智能手机。在她看来,一切祸根都从此而起:“网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么都信。要是每天转点鸡汤也就算了,谁想到她会迷上什么民族大业啊?”
姚星和母亲相差近40岁。50年代出生的人对教育的理解,无非是让孩子吃饱穿暖上学,精神世界、情绪心理的深入交流几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来月经,母亲知道后也只“哦”了一声。她生活在一个关系复杂的重组家庭,本来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多,而母亲退休后,无疑是过着空巢的生活,吃饭、看电视剧,“非常空虚”,也几乎不和女儿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张昕看来,也许这不能全怪母亲太过单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的各项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从退化的角度说,老年人是一个全脑的退化,尤其是前额叶的萎缩。前额叶与人类的逻辑思维、执行控制能力等相关,是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而言,比较独特的、后进化出的脑区。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后进化、先退化’,也就是说,其他一些比较古老的脑区,退化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比如说负责情绪处理的脑区。”
人类衰老过程中大脑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时日不多的心理紧迫感、社会角色的转变,让老年人的认知决策有了自己的特点。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来源时,张昕意识到,许多老年人是按照亲疏远近来区分信任谁、不信任谁的。而骗子一旦已经进入老年人最核心的亲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时再想让他纠正之前的观念,基本是亡羊补牢——因为衰老也伴随着思维固化倾向的增加,和记忆力的衰退,他们对已经获得自己信任的骗子或组织,总会选择性地记好不记坏。
“如果你说,我的家人被骗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要问你自己,在他们被骗之前,你干什么去了?第一,你有没有每周至少打一两个电话给你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爷爷奶奶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尽到一个良好的倾听者的角色?还是在他们说的时候你很不耐烦,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骗子时不时帮老年人买个菜、去超市买个东西,他付出这么多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以后有更大的收获。这是一个值得年轻人去思考的问题,你有没有尽到这样一个责任?”
在听过那么多争吵、绝望和无力的故事后,张昕家故事的借鉴意义显得尤为珍贵:他父亲对爷爷的高质量陪伴时间非常多,而爷爷虽然有时候也会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销和骗局吸引,但总会在做决定之前,先问问儿子,“你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靠不靠谱。”他对儿子的信任度,远在陌生的骗子之上。
相较之下,水深火热中的姚星,自从发现母亲的“民族大业”,就开始了与母亲的手机攻防战。理工科的女儿试过各种方式,想强制把母亲加入的群退掉。母亲又气又恼,坚决不许,最后说,我不交钱,你让我留着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复着母亲的话,姚星的语气,也渐渐低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网络编辑: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