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放弃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80多年前，穿透中国东南角的隐秘航线

福建永定的红色交通线纪念馆的人员在打扫卫生。（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

长期以来，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条红色干线，其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彰显。“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

从上海到江西瑞金有多远？这条不到1000公里的旅程，如今只需坐数小时火车，可在20世纪30年代，得要几十倍的时间，几倍的路程，周恩来就曾足足走了大半个月。

那时，中国大地上星星之火烧出一片片红色根据地，始终处在敌人重兵包围中，面临重重阻隔。位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各苏区间，虽有少量小型电台，但功率受限，并不能远距离通讯。红军将士难与外界联系，中央也难以及时传达指示，乃至于中央更多是从时过境迁的信件、敌方的广播报纸获知苏区情况。

1930年10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交通局成立，建设由上海直通红色政权心脏的地下交通线被提上议程。“中央红色交通线有4条支线，但前三条反‘围剿’之后全部被切断，只剩第四条线路坚挺。1931年初，这条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打通，一直沿用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启长征。但长期以来，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条红色干线，其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彰显。”广东梅州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连建文说。

“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它不仅传递往来文件、情报，以及运输物资、带送款项，而且承担了党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护送两百余名中央领导人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苏区。”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黄佳清说。

中共隐蔽战线专家郝在今介绍，中央交通局与中央特科这两个组织，由周恩来统一指挥，但相互独立，“这是很高明的设计，等于设了一道防火墙，起到隔绝作用。防止这一块儿出事，牵连到另一块，这在后来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等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孤悬于中国东南角的这条航线，不曾中断。

“选一个交通员，比选县委书记还难”

“当年，选一个交通员比选县委书记还难。”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立钦说，“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指的就是如果交通站需要调人时，即使放弃一个地区的工作，也要把人调来。”

除了“枪法准”、“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外，尤其特别的一条是“不能说梦话”。2017年6月17日，“南粤星火路”大型采访团来到福建永定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交通员的选配极为严格。

“这是怕泄露秘密。”赖立钦解释。一旦泄密，后果可能会危及中共领导人的生命安全。

交通员是这条隐秘战线的持枪护卫，在他们贴身保护下，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与危险擦肩而过。“不允许照相”、“不允许到群众斗争的场合”、“写过的纸要马上烧掉”，这些沉默的身影，凭着人均一把驳壳枪、一把匕首、两颗手榴弹，撑起了这条绵亘闽粤赣三省的千里秘密动脉。

穿越赤白交界区域的道道封锁线，闯过民团重重盘查和追踪，连夜在深山老林间披荆斩棘，更要严防叛徒的告密和背叛，他们用命在行路。

1931年春节，一个身材高大的山东人闯入了汕头的商人圈。这个仪表堂堂的上海客商，是一家新开的五金电器材料行的经理。跟他觥筹交错的人没想到，曾在法国做过华工的他，在法国国会旁听席上大呼“苏维埃、红军万岁”等口号……

他就是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绰号“大个头”的他，被同志戏称为“穿上长袍大褂，活像个资本家”。他常常穿着笔挺西服，头戴呢子帽，手拿文明杖，一副大老板做派，干的却是护送干部、军火和秘密文件这样走钢丝的活。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的他，通晓黑帮行话和行事作风，长期的地下工作，练就了他机敏的应变能力，让他自如出入于敌人封锁线间。

汕头市海平路98号，当年是一个气派的三层骑楼，2016年入选广东省文保单位。2017年6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站在遗址前，辨认正在修缮保护中的历史。

1931年2月，中央派陈彭年等3人在此经营“华富电料行”，专营批发，不搞零售，作为第二个交通站。

为了有合适的职业掩护，有的交通站是杂货店，有的点是饭店，甚至有的点还是娱乐场所。

此前，中央在香港设华南总站，闽西设立大站，大埔、合溪均设立交通中站，并在汕头设立第一个绝密交通站，即上海中法药房的汕头分号。“周恩来指示，中法药房只有护送重要领导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陈汉初说。

“交通员执行任务时，以赶集的买卖人、码头工人、挑夫、船工等身份作掩护，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要像，要懂得‘行话’，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同时得准备好一套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随机应变。”赖立钦说。

利用老板的身份，陈彭年行走于黑白两道，把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物资大箱大箱地运往苏区。为了支援白区地下党的活动费用，苏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后，除粮食、衣物等分发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饰品等都由交通站送往中央，或者由交通员带到香港，换成港钞，购买物资。陈汉初介绍，汕头交通站负责筹款和押送款项，还负责护送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干部。

“他们节衣缩食，忍受饥寒，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送达，从未发生贪污、遗失事件。有的交通员将黄金熔成的金条藏在裤腰带里，因天热路远，皮肤摩擦受伤后化脓成疮。时任广东省委交通员卢伟良，有一次从闽西带500个光洋到香港交给省委。他在两个手臂各缚250个光洋，外面穿上衣服，可由于天气炎热，光洋把皮肉都磨破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张会举说。

资料来源：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冯庆超/图）

“这条交通线是用血汗浇灌出的”

这条蜿蜒曲折的水陆交通线，全程达3000公里。从上海经转香港而来的同志，先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搭轮船到三河坝，再逆汀江而上至茶阳。在河边隐蔽处等候的大埔交通站小船，一听到汽笛声就立即靠近轮船，接人前往30里外的青溪。登岸步行，走山路，武装护送进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水路迂回曲折，码头众多，便于隐蔽和应对突然事件。”梅州市委党史办主任邓文庆介绍。

面对险恶环境，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被建立起来。

“我父亲生前说，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遇到检查也看不出来。文件书信经常藏在衣服夹层里，或藏在鞋底、热水瓶中和竹扁担里，有时还挤进空的牙膏盒里。如遇绝密文件不能文字传送，还得全部背记，口头交接。”交通员王志海之子王瑞泉回忆。

周恩来在制定交通员选定原则时特别强调，“要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为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为“无纸化”。

交通员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相距一两里，前者空手，主要探路看风，后者护卫首长或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移或销毁。

“这主要是学习了共产国际搞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欧洲那边主要是针对城市，咱这儿是城乡结合，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创新。”郝在今说。

“按照交通站《秘密工作条例》，交通员一日走40到70华里，送机要文件要昼夜兼程100里。为了避免被巡逻的民团发现胶鞋鞋印，要求交通员执行任务时要赤脚奔走，面对陡峭的山路，割面的茅草，扎脚的碎石都得咬牙坚持。”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邓泽村说。

但是，对交通员来说如履平地的山路，却成了一些护卫对象的难题。

1933年9月，卓雄接到任务：接一个“洋货”。到了潮州，他才发现接头的“洋货”是一个蓝眼金发的奥地利人。他就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卓雄年仅16岁，就已成为中央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兼任特务大队长。这个少年英雄在战斗中几经厮杀，子弹曾贯通大腿根部，在战场上未曾皱眉的他，却在执行交通线任务时遇到难题：护送对象爬不了山。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西方人。”赖立钦说。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平躺了几乎两天两夜，不敢出声。沿途停了多次，在我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第三天天黑后偷偷上了岸，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红军战士。”

当走到福建上杭时，卓雄发现情况异常，封锁线的纵深不但加宽了许多里，而且敌人盘查特别严，因此决定舍弃道路，攀山直插苏区。于是，他们利用水车舂米房“轰隆隆”的响声，潜过小河，钻进大山。“这段路还有老虎拦路，长蛇咬人。”卓雄在回忆文章中说。

山上无路可走，这可苦了李德，穿着皮鞋的他进退两难。“战士把绑带解下来，捆在李德腰上，前拉后推。”赖立钦说，“这条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邹端仁，这个守着广东到福建第一站伯公坳小站的汉子，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尽酷刑牺牲。

“敌人还用煤油焚尸，然后叫当时年幼的我去收尸。”邹端仁的女儿邹春英曾对赖立钦说。

红色航线

大埔青溪是穿越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必经之站，也是由水路到陆路的转折点。在青溪的汀江畔，时不时会响起悠悠的汽笛声，当年，正是在这里，志士们踏上进入苏区的最后一程。

“水路非常适合带东西，船里好夹藏。但执行任务的人员，要在搞水运的人里培养。共产党的革命基本上不是靠空降间谍，好多交通员本身就是船工，当地人更容易生存下来。”郝在今说。有一回，船工化装成渔民，用绳索把内藏药材的铁箱绑在船底，在船头立着几只鸬鹚，扮作捕鱼的样子，混过国军哨兵。

一次，从上海发来200支手枪，交通员把手枪拆散，装在四个铁箱内，一路都以商人身份，递名片、送小费就过关了，可是要转运到青溪时，警察盘查严厉。交通员潜下汀江，把铁箱以铁钩绑紧挂在船底，逃过搜查。

当物资运到青溪上岸后，往往要发动群众抢运，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站传到苏区。

“群众很有组织，不论雨天黑夜，一叫就来，多时有一百多人，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挑担。每次都是晚上七八点起程，从青溪到古木督来往一趟有九十多里，一个晚上赶来回。前头有武装带路，若有枪声，后面挑担就要赶紧藏起来。”连建文说。

“各地的交通小站，多是设立在饭店、客栈、杂货店，还在炭窑、草棚设立存放物资的秘密仓库，这些小站的交通员都是当地的党员，或堡垒户和革命群众。”梅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姚意军说。

在青溪江边，有一家“永丰号”，卖些烧酒、糕点等食品，店内设有床铺，可供休息。小店有个后门逃生，直通后山。店主余良晋夫妇，不是党员，但愿意为党服务。1931年12月，一身牧师装扮，带着宣纸、颜料、画夹方盒的周恩来，深夜抵达“永丰号”，虽然招待的只有大埔农家番薯和糙米饭，他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如今，青溪水电站将汀江拦腰截断，“永丰号”已淹没水下。但在青溪蕉坑，曾见证过周恩来转移的“缵诒堂”依旧完好。从“永丰号”出来，周恩来被护送到此，多宝坑小站就设在邹日祥家中。听闻邹日祥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始终没有暴露半点机密，邹母江强英更是为掩护交通员转移，血溅屋檐，中枪牺牲。邹妻江崔英宰杀一只大鸭招待来客，更令周恩来深感不安。

多宝坑与福建永定仅一山之隔，如今，梅坎铁路的火车穿过2.5公里的多宝坑隧道，就能进入永定。当年，永定是进入闽西苏区的第一个县城，已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奔走一路的革命者自此不用再走夜路。

1933年，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和博古循此线进入苏区，陈云问护送的卓雄，苏区是不是到了？得到肯定答复后，陈云躺在地上朝天空大喊三声：“共产党万岁！”著有《秘密交通站》的作家刘瑞瑾说，陈云的秘书朱家木跟她说，这大概是由于陈云长期处于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处处需要小心谨慎，而到了苏区后就不用再担心特务盯梢。

“中央红色交通线加强了中共中央与福建、广东、江西的联系，保证了中央对全国苏区的统一领导，为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赖立钦说。

燎原之火，始于穿透中国东南角的隐秘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