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奥尔罕·帕慕克访谈

身份认同、身份代表、民族主义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当我写爱情的时候,人们会说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写土耳其式的爱情,但是当托尔斯泰写爱的时候,他写的却是人类之爱

责任编辑:朱又可 实习生 陈倩儿 陈 星

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2008年5月22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演讲

土耳其只重视欧美文学
南方周末:在你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就看过繁体字版的 《我的名字叫红》,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你把小说写得如此丰富、绚丽、充满激情,把感情给予了每个人物——这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过的感受。

中国人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总是把目光尽量投向最远处,比如欧洲,比如美国,而常常把中间的地带省略、跳过,但现在中间有帕慕克了。


帕慕克:谢谢。这是很敏锐的观察。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重视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而忽视了来自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文学。关键问题在于缺少翻译,尤其是直接从原文而来的翻译。我很遗憾地说,在非西方国家,比如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的出名首先是由于我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名气。

我认为应该有从原文直接翻译的作品。不然我们对对方文学的了解将受制于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我们需要建立直接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会建立起来的。这样西方出版业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得到的反应,更多的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容易被哪一方面理解?有来自中国读者的反馈吗?

帕慕克: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对我作品的接受会多么不同。我可以将对我作品的接受分成三类。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雪》;在西班牙、意大利,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而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家中间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家都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作。而对我来说却不是如此。

为何是这样呢?我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他们把伊斯兰视为自己新的敌人。我感到有些遗憾,虽然我的书在那里很畅销,但是他们读我的书是为了了解伊斯兰。是的,我的作品中讲到了伊斯兰,但是我不可能囊括伊斯兰的一切,它们只是小说。而对于欧洲人来说,由于欧盟和土耳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是土耳其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否是不可理解的。而在俄国、中国、韩国、日本,我最畅销的书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文学奖和法国最佳外语小说奖等诸多(欧洲)大奖。然而为何它也会成为非西方国家最被青睐的小说呢?当然,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小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中国、韩国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而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我的书也是讲述传统和现代化这两股貌似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我的书描写了现代化带来的传统的突然缺失,以及身份丧失之痛。而这也是在西方承认我的作品之前,它们能够吸引非西方国家读者的原因。

南方周末:我很高兴听到你在媒体见面会上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你刚刚完成600页的长篇小说《Muse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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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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