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宽容

胡适先生“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其中“容忍”的真实含义恐怕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


在今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大谈“容忍”或“宽容”；但是他们很少说清楚他们所谓容忍是谁对谁的容忍——是政府对个人的容忍还是个人对政府的容忍，是自己对他人的宽容还是他人对自己的宽容。似乎宽容既是真理的化身，又是美德的化身。一种跟“革命拜物教”旗鼓相当而立场相反的“宽容拜物教”产生了。

跟革命拜物教徒容不得不革命或反革命相似，宽容拜物教徒也容不得不宽容或反宽容，他们常常对不宽容的言论和不宽容的言论者痛加贬斥，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一个也不宽恕”成了他们练习射击的靶子。虽然这种“对不宽容者不应宽容”的言论仍属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范围，但毕竟在自己手持的当作绝对真理的宽容盾牌上刺出了一个小洞，其情形跟革命拜物教徒决不允许别人对自己革命相同，虽然有用，却未免尴尬。

谁对谁应当宽容？

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压迫，或者宽容或者革命，这个两难选择实际上并不存在。从法治的角度看，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当然应当批评、检举、控告，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法无禁止即自由，相反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法律赋予的，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越权行为不能宽容，更不该纵容。如果政府及其官员合法行使权力，个人当然必须在行为上服从，但心里大可以觉得政府的行为不堪容忍，也不妨在言论上激烈地批评相关制度，直至依法律程序或正当程序进行改革。革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