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吗

（本文首发于2017年9月28日《南方周末》）

承认死亡权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前段时间，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在日本失踪，引起广泛关注，后被发现溺水身亡，疑似为自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一轮热议，一些网友批评当事人不该选择轻生，弃爱她的家人朋友于不顾；另一些网友则为之辩护，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主张人的生命属于自己，当然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人无从指责。讽刺的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主张都打着“尊重生命”的旗号。

抛开事实方面尚存的疑点不论，人类是否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是一个有一定重要性的问题。一方面它与自杀、安乐死这样的重大社会议题相关，另一方面也的确颇具理论疑难。在前现代社会，自杀一般而言都是不被赞成的行为，中世纪欧洲甚至当成杀人罪，常有自杀者被按杀人罪送上绞刑架的荒诞之举；在今天的文明社会，自杀一般不再被算作犯罪，然而仍有一派法学家认为自杀既然剥夺人的生命，就属于违法行为，只是比较轻微而不予追究。

不过若采取“自由主义”的视角，则自杀似乎应该视为人的生命自主权的逻辑延伸，有的学者称为“死亡权”，以此为安乐死的合法性而辩护。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那么后果绝不只是不去批评自杀者那么简单。它至少意味着三种严峻的后果。

第一，人类进行自杀的权利不受外界干涉。譬如看到一个人要服毒去把毒药夺走，就和看到一个人要吃饭去抢走他饭碗一样，是干涉他人人权的不道德甚至违法之举。最多是进行一些劝说，但如果对方心意已决，就只能尊重和加以祝福。

第二，社会和他人可以帮助他人自杀，甚至在其同意的情况下夺走其生命。安乐死是其中一个例子，但不只是安乐死。如果你的朋友想要自杀而又不敢，你也完全可以“送他一程”。甚至进行商业化操作也不为过，比如一个人可以为了出卖器官而选择死亡。可能会出现一些鱼目混珠的情况，比如伪装的杀人案。

第三，如果死亡是人的正当权利，那么也就可以鼓吹死亡，比如劝导一个痛苦的朋友去死，或者宣扬死亡的美好，甚至建立某种宗教，以自杀为宗旨。这种教派早已存在，比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曾经酿成了九百多人自杀的惨案。但如果承认死亡权，类似的宗教和信仰团体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虽然看上去越来越可怕，但这并不是所谓的“滑坡论证”，一切只是对死亡权的承认所带来的逻辑后果，而非片面随心的联系。当然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初步限制，比如年龄的限制——未成年人不得选择自杀，或者要求自杀者进行严格的登记和反复确认，并在政府机构的监控下走向死亡。但问题仍然存在，它似乎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

著名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认为，死亡权应该仅限于临终安乐死的特殊情况，而不能外推到任何人身上。理由何在呢？可以如此论证：设想一个完全不在乎自己安危的人，比如去极端危险的无人区旅游，因而丧生。虽然他似乎有决定是否在乎自己生命的权利，但这种死亡是轻率的，源于疏忽和无知，并非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几乎可以肯定，他死前会感到懊悔。因此，国家禁止进入无人区，或禁止在某些水域游泳之类，固然在表面上限制了公民的权利，但却是在更深的层面上照顾了其根本利益。

进一步而言，如果有人认为眼前的微小困难（比如考试失败或暂时失业）是无法克服的，或者仅仅认为死后能够出尽风头，因此便自杀，他的死亡不也是轻率的吗？他对于生和死不也完全缺乏认识吗？无论归结为怎样的权利，自杀总可能是轻率错误的决定。限制个人寻求死亡，就像限制轻率的旅游者进入无人区一样，社会保护生命的义务压倒了人的自主权。

可以想象，有人会反对说，即便错误，但人有犯错的权利，就像一个大学生愿意放弃学业去玩网络游戏，固然并不明智，但也不能把他强制绑走吧？但这类错误与自杀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它们是可以改悔的，但自杀彻底消灭了权利的主体，此后再没有第二次选择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像毒瘾，一旦你选择了吸毒，就几乎没有了戒掉的自由。维护这种消灭更多自由的自由，弊大于利。

笔者并不是主张，自杀总是错误的，撇开被广泛同情的安乐死不论，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定会有人生不如死，无法忍受极端悲惨生活的折磨。但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个人，如果下决心选择这最后的选项，几乎总是可以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生活世界在此有着微妙的平衡，虽然并不完美——这种问题上也不可能完美。

即便存在着死亡权，它也是一种对凡人来讲过于沉重的权利，最多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境下获得无疑问的行使。在大部分情况下有理由怀疑：是否某个时间断面的冲动“有权”去结束本将在漫长岁月中绵延的、有着无数可能性的生命？这又涉及自我的深层结构——我们可能尚不具备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因此对此权利诉求，还是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为好。

（作者系学者、作家）